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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
有人說，中國可以在未來50年內靠自己的廉價勞動力競爭。這是個很大的謬誤。
如今，中國農村還有大約1.5億的無業勞動力，比美國的整個勞動大軍的人數還多。這一嚴酷的事實，將不可避免地在長時間內壓低中國工人的工資水平。也正是有這樣取之不
盡的廉價勞動力，吸引了外資大舉進軍中國。廉價勞動力無可爭議地成為中國的國際競爭優勢。
然而，如果勞動力價格長期被壓得過低，就將會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帶來長遠的危機。
眾所周知，勞動力費用低會帶來競爭優勢。但是，人們常常把工資和勞動力費用混為一談。工資衡量的是單位時間內的工人收入。勞動力費用則是衡量單位產值所需的勞動力費用。當工人掙高一倍的工資、卻在單位時間內生產出三倍的產值的時候，勞動力費用不是上漲，而是下降。《華爾街時報》講了個生動的例子：在現代工業部門，印度工人的勞動生產率只相當于美國工人的15%。如果你付給印度工人相當于美國工人五分之一的工資，印度的勞動力費用還是比美國的貴。
廉價勞動力，給中國人帶來了巨大的工作機會。但是，廉價勞動力的一個結果，是勞工收入太低，無法對自己和自己的下一代進行投資，勞動力素質無法提高，出現了筆者所謂的“盲流的孩子還是盲流，民工的孩子還是民工”的局面。最終的結果，是勞動生產率的停滯。
有人說，中國可以在未來50年內靠自己的廉價勞動力競爭。這是個很大的謬誤。目前，由于勞動力過于廉價，在中國的廠家寧愿通過降低自己生產體系中的技術含量來追求效益。波士頓一家咨詢公司的研究表明，在中國制造業中，降低技術投入、依賴廉價勞工可以帶來更大的贏利。這就創造了一個“低技術陷阱”，使中國的企業缺乏技術創新的動力。
在短期內，這對中國并不構成重大的問題，因為低得出奇的工資畢竟降低了勞動力的費用，引來的外資也解決了大量的失業問題。但是，如前所述，工資只是勞動力費用的一個因素。我們今天靠低工資降低了勞動力費用，不用考慮勞動生產率的問題，明天則可能因為工人的勞動生產率太低，使勞動力費用居高不下，結果只能通過壓低工資來抑制勞動力費用的上漲，而低工資反過來又妨礙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陷入一個惡性循環。反觀印度，勞工的勞動生產率雖低，工程師們的勞動生產率則和美國的同行接近，這就降低了印度在這個領域的勞動力費用。結果，美國的計算機、高科技后勤服務業紛紛進入印度。印度成了“世界辦公室”。看來，吸引外資，也并非只有壓低工資這一條路。
在未來50年內，由于計劃生育政策開始奏效，中國人口迅速進入老齡化的階段，每個勞動力需要養活的人數將大大增加。在這樣的情況下，工人的勞動生產率低，壓低了工資，使每個勞動力的“剩余價值”微乎其微。不要說投資下一代的教育，就是連維持生計、撫養老人也很難支持。
日本在上個世紀60年代初經濟起飛之時，及時調整戰略，走高工資、高生產率的道路。高工資逼著日本企業增加技術含量、提高勞動生產率。結果，日本的機器人使用率為世界之最。如今，日本已經進入老齡化的社會，經濟又經歷了十多年的低沉。如今之所以能在一個勞動力要養活更多人口的劣勢下重新復蘇，和1960年代初的遠見恐怕不無關系。當今的中國，正在面臨同樣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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