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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有消息說，在上周結束的中美商貿聯委會上，沒有討論人民幣重估的問題，不過這并不表明，要求人民幣重估——更確切地說是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已經漸漸淡去。
從去年9月美國財長斯諾的那次人民幣之旅開始，在經過了半年多的爭論之后，人民幣面對的升值壓力并沒有減弱。盡管中國政府已經采取了一系列旨在為人民幣減壓的措施。事實上，外電最近頻頻報道說，出于中國自身利益的考慮，重估人民幣，或者說賦予人民幣
匯率更多的彈性，這種可能性正變得越來越大。
實際上，就在10多天前，美國副總統(tǒng)切尼訪華的時候，游說中國政府，要求人民幣升值還是他的一項重大使命。雖然和此前來到中國的其他美國高官一樣，他的要求毫無例外的遭到了拒絕。
除了持續(xù)的政治壓力之外，市場壓力也依然存在。中國一季度公布的數據顯示，外匯儲備已經增至4398億元，在短短的3個月中增加了365億美元，如果考慮到一季度中國的對外貿易出現了84億美元的逆差，這個數字實際上暗示了國際投機資本的態(tài)度。在他們看來，人民幣升值是確切無疑的，雖然在過去幾個月中，中國國家外管局的高級官員不止一次警告說，賭人民幣升值是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對于人民幣是否應該升值，過去半年多的爭論其實已經相當的充分。對于升值或者不升值的利弊，無論是學術界還是決策部門都有相當詳細的闡述。主張不升值的人，一方面從政治的角度考慮，認為中國作為一個崛起中的大國，不應該屈從于美國的壓力，不應該為美國國內產業(yè)利益集團的聲音所左右；另一方面則堅信，目前的匯率水平對于中國經濟的穩(wěn)定和健康發(fā)展有利，因而不存在重估的必要。并且升值很可能導致通貨緊縮，引發(fā)國內就業(yè)問題，而持升值論者，看到了在外匯儲備激增的情況下，央行不得不投放大量基礎貨幣以吸納流入的美元，在中國面對日益增大的通貨膨脹壓力下，貨幣政策顯得左右為難。同時，中國對海外原材料市場的依賴加深，進口價格卻漲勢不停，人民幣升值有利于降低中國廠商在進口環(huán)節(jié)上支付的成本，減輕外債的還本付息壓力，國民也可以因為國際支付能力增強而獲得顯而易見的好處。更有論者，相信現在中國的國力確實已經到了一個可以支撐強勢人民幣的階段，重估人民幣也是中國崛起的一個標志性動作。
審視這些爭論，盡管立場不同，依據各異，得出的結論也是千差萬別。不過爭論背后，往往忽視了一個不可回避的討論基礎，就是中國是否應該采取更靈活的匯率制度。我們相信，隨著中國經濟日益融入全球經濟，資本賬戶的開放不可避免，同時，中國也需要獨立的貨幣政策，因而匯率的浮動就是無可逃避的。
在浮動匯率制度選擇的前提下，幣制的升貶更多體現了市場的均衡，而讓人民幣升值或者不升值的呼聲，恰恰是基于中國實行的是固定匯率制度這樣一個暗含的假設前提。
早在1994年匯率并軌之時，中國即已明確實行浮動匯率的制度選擇。在去年至今的爭論中，中國政府高層人士對外也一再表示，中國實行的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中國沒有實行固定匯率制度。不過專家也一再指出，從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從操作層面講，中國匯率制度的實質是盯住美元，而且浮動范圍明顯收窄了。也正因為如此，人民幣才承受了“人為操縱”的指責，并因此被認為是中美之間巨額貿易逆差的“禍首”。同時，由于中國匯率形成機制并不完善，才有人民幣被低估的種種說法，才有海外輿論對中國的浮動匯率沒有真實地反映市場供求關系的質疑。人民幣匯率從一個純粹的經濟問題到被賦予復雜的政治內涵，也與此有莫大的關聯。
我們注意到，今年以來，中國政府決策層強調，要保持人民幣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wěn)定。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日前也表示，建立市場驅動的貨幣交易體系是目前工作的當務之急。國家外管局發(fā)言人22日也指出，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有多種方案可以選擇，中國將從中國的實際出發(fā)，同時參考和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教訓。
我們認為，當前的分歧在于，一個更加有彈性、更靈活的浮動匯率制度在何時推出更為恰當和有利。官員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出的審慎可以理解。不過，在浮動匯率制度下，人民幣升值或者貶值，都應是市場選擇的結果。我們更需要考慮的是，如果選擇更靈活的浮動，短期內必然導致人民幣升值，從長遠考慮，為此支付一些成本，承擔一些損失是否值得？拿出口來說，人民幣升值對出口是不利的，但是人民幣匯率改革進程如果因此而推延，未必是一種最佳選擇。
中國過去的改革經驗證明，在無可選擇的情況下被動改革，往往需要支付更高的成本，付出額外的代價。四大國有銀行現在正在進行的努力是一個現成的例子。有學者指出，目前我國外匯儲備充足，人民幣沒有貶值壓力，進一步改革匯率制度可能引發(fā)的震動最小，是提高貨幣靈活性的最好時機。這是值得考慮的觀點。
文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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