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三角》專刊記者 汪曉東

　　如果把鐵本事件僅僅理解成一個不合時宜的項目的被封殺，或者僅僅看作是中央為遏制投資過熱，特別是對各地“大煉鋼鐵”的不滿而采取的權宜之策，也許就忽略了這樣一個具有典型意義的發展樣本可以提供的更加深刻的警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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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取鐵本的教訓，不是要讓大家不發展、慢發展，而是要在加快發展中牢記程序不可輕，法律不可違

　　村民：與進退失據的鐵本公司同樣感到煩躁不安的，還有“等著到鋼廠上班”的村民

　　晌午的聚會：以后靠什么生活

　　4月19日，晌午時分。天氣好像一下子熱了很多。

　　老魏村集鎮上的一幢二層小樓里，六七個人正圍坐著吃飯。除了一盤紅燒肉片，桌上沒有其他葷菜。不過，他們好像并不介意，也不怎么吃菜，每個人就著一杯啤酒，七嘴八舌地議論著鐵本的事。每個人說話的聲音都很大，都不等別人說完就要表達自己的想法，所以也就聽不清楚誰是什么觀點，只是不時聽到有人重擊著桌子。

　　他們都是長江村的農民，搬出來已經將近一年時間了。這個春天，這些多少年來一直耕種于阡陌之間的農民一下子沒事情做了———土地，被鐵本公司占用去建大鋼廠了；住房，也在一年前被拆了。

　　“征用好幾千畝地”、“投資100多億元”、“年產800多萬噸”、“將來建起來要兩萬多工人”、“村里所有人都進廠人手還不夠”……從各種渠道得到的零零碎碎的信息曾讓他們激動、興奮。當然，還有些半信半疑。伴隨著復雜的心情，在兩個多月里，這個村1400多戶農民幾乎全部被遷了出來。

　　于是，在一年前的春天，田野里奔跑的大型推土機，像一臺臺巨大的收割機一樣，將整片整片的村落夷為平地。很快，這個長江邊的農村，變成了一個巨大的、一眼望不到邊的工地；很快，高聳云天的煉鋼爐起來了。

　　不過，他們面臨的問題不少，房子拆了，安置他們的公寓樓還沒起來，他們得投親靠友，但是，總不能老住在親戚朋友家啊。“有些年紀大一些的人住到女婿家，但時間一般沒有超過3個月的，而且一般都是鬧得臉紅脖子粗走的，有些甚至都不相認了。”村民姚玉明的話引起了共鳴，大家又七嘴八舌，舉了很多例子，大抵就是朋友反目、親家不親的事情。

　　久居親戚朋友家不是長久之計，大部分農民選擇到集鎮上租比較便宜的房子住。但問題似乎更大：原來50元��月就可以租到的房子現在要200元，原來0.4元錢1公斤的青菜現在賣到4元，原來1.3元1公斤的大米現在賣3.2元，原來10萬元一套的房子現在20萬元也買不到……總之，能漲的都漲了。“這也不能怪人黑心，供求關系決定了嘛。”姚玉明的弟弟姚玉輝挺理解市場規律，不過，他總感到租住在別人家里有些別扭，而且還有“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頭”的感覺，“比如，我們有時做了好吃的飯菜，總要把東家叫了一起吃。倒不是怕東家對我們怎么樣，畢竟是住在他們家里”。

　　然而，3月中旬以來的所有關于鐵本的消息，讓本來就不怎么堅定的希望，正一點點變得更加渺茫。“那我們怎么辦？我們不成了城鎮閑雜人員了？土地被鐵本糟蹋了，我們以后靠什么生活？”有人又用力拍了一下桌子。

　　拆遷補貼，究竟有沒有個準數

　　落日的余暉靜靜地灑在長江村旁德勝河里幾艘廢棄的貨船上。船上晾曬著一些衣物，有的船上已經用磚瓦蓋成了屋子。這里面，住著長江村的一些拆遷戶。

　　73歲的劉紀保在船邊岸上推了一輛舊三輪車，準備去淘些豬食回來。眼下，他們和老伴就住在河邊的兩個破舊的棚子里，一間他們自己住，另一間，養了幾頭小豬。棚子是他們自己搭的。

　　“沒辦法，請人來搭棚子，一天要30元錢呢！”此時，正是旁邊一個工廠的下班時間，工人們三三兩兩從這里經過，還沒靠近棚子，就已把口鼻掩住。“老頭，你養豬把這里空氣都污染了，這么臭。”認識不認識的都要責怪兩句。

　　劉紀保也不爭辯，他撣撣在面前飛舞的蒼蠅和小蟲，嘆了口氣：“不養豬我還有什么辦法？沒想到上七十的年紀了，卻過上這種日子。”他們原來住的是一幢兩層半的樓房，拆遷后在別人家住了一段時間，因為開銷太大，所以又搬了出來。

　　“住在別人家，又不能養豬。不養豬，我們的收入從哪里來？

　　未來，在這些農民心中變得迷茫，他們開始懷念起以前的日子。

　　“原來我們這里的家庭作坊很發達哩！周圍3個村有100多家小企業。現在，養豬養羊都沒地方了。”魏培樹說話的時候，村民從村口僅存的一個小工廠趕來。“我老媽今年81歲，去年拆房子的時候她不肯，上面說不拆就要開推土機來推，老人急出病來，花了2000多元，這錢誰來付？老人成天在家里哭。”

　　姚玉輝的日子也大不如從前。以前他在村里一家小工廠打打工，一年一兩萬元總還是有的。現在，只能靠原來自己用的摩托車載客，一天下來的收入打足了30元，除去汽油等，所剩無幾。

　　“當然，話說回來，拆遷也好，征用土地也好，補貼是給了我們一些的。”姚玉輝說。不過，具體是怎么補貼的，他似乎說不太清，很多農民也不知道。不過，也有幾個農民不知從哪里找來了一些文件和協議的復印件，想弄清究竟。但找到這些東西以后，他們更糊涂了。“一畝才攤到1.3萬多元，而中央電視臺報道的時候，不是說鐵本公司按每畝11.28萬元的價格征用土地的嗎？還有的錢到哪里去了？”

　　這樣一算，一些農民想起了什么：“怪不得有些村干部，原來抽幾塊錢一包的南京煙，現在是中華牌；原來騎的是破摩托，現在竟然有兩輛汽車。這些錢是哪里來的？”

　　讓農民糊涂的地方還有很多。比如，“鐵本事件”曝光后，他們都收到一份“鐵本項目征地拆遷安置的有關政策”和“告知書”，該政策與去年那份協議最主要的變化是，每畝地的平均價格增加到了2.23萬元，但這絲毫沒有讓這些農民高興起來，反而怨氣更大了：“為什么電視上一報道，就多了8000多塊錢？究竟有沒有個準數，有沒有個政策？”

　　政策其實是有的。在這些協議書和告知書上，都提到一個85號文件，這個文件是常州市2001年5月出臺的一個征用土地補償安置辦法。但是，看到這個文件的農民似乎不多。

　　一位農民回憶，有一次他去找村干部要85號文件看，對方回答：“你也配看？！”

　　怨悔與擔憂：不管項目怎么處理，我們的生活總要有個保障

　　畢竟還在仲春，晚上的風有些涼意。

　　張劍一頭鉆進長江村的一爿小飯店，要了一碗飯一碗湯，悶頭吃起來。這幾天的晚飯，他都是在這里解決的。這些日子，厄運一次次降臨在這個27歲的年輕人身上。去年12月，他和未婚妻小丁經人介紹，從江蘇如皋老家來到鐵本工地，做起了電焊工。他們原本準備今年春節回家就把喜事辦了，可今年1月5日，小丁在工作時被一塊重5噸多的鐵板砸傷右腿，直到前幾天才剛剛出院。出院前一結賬，近3萬元。可公司只肯出2萬多一點，還差好幾千元。他父母在老家幫他借。可是，他母親在取錢回家的路上又被拖拉機撞了，現在還在醫院。這些天，張劍找公司老板，跑勞動局、工會、法律援助中心，想把公司欠他們的錢討回來，可沒有什么結果。

　　“我只能到法庭上告他們了。”這話，張劍說得不太堅定，因為他與公司并沒有任何用工協議，能否立案還是個問題。“早知道鐵本是這種情況，我們肯定不來了。”

　　后悔，怨恨，張劍不時把頭深深埋進合攏的雙臂里……

　　在與長江村一江之隔的揚中市西來橋鎮，鐵本公司建設的原料碼頭已快要竣工。

　　碼頭的水泥欄桿上，一個小伙子在默默地抽煙，臉膛黝黑發亮。沒有拿到工資已經好幾個月了，而現在，他們卻要卷鋪蓋回家了。“我們拋妻別子出來打工容易嗎？錢沒拿到，還欠了一屁股債。”他猛地扔掉煙蒂，忿忿地說。看著遠處一望無際的用沙子填出來的工地，他又罵道：“責任在誰？企業當然問題很大，但地方政府呢？如果按照程序來做，還會有這些事情嗎？”

　　不少農民對鐵本的一些做派也有看法，在一村民家中，他們想到自己的所見所聞，氣就不打一處來：“太牛了，他們的貨車過收費站也不用給錢，1噸的車拉5噸，沒有人查。為什么這么牛？那些村干部還總是圍著他們轉，為什么呢？現在既然來查，就要一查到底。”

　　“不管項目將來怎么處理，我們的生活總要有個保障，總不能靠1萬多塊錢的征地補償過一輩子吧。”“還有呢，現在，工廠還沒有起來，就已經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了；要是鋼廠建起來了，那個污染能解決嗎？”“關鍵是把我們的保障解決好，哪怕200塊錢一個月。”“別做夢了，誰來給你200塊一個月，說不定要飯都沒地方要”……

　　公司：工程停了，負責施工的管理者不再像以前那樣忙了，但臉上依然滿是倦意

　　“現在接的電話，很多都是要來和我們打官司的”

　　鐵本項目的辦公樓矗立在偌大的工地中央，周圍很遠都沒什么建筑，因而顯得有些突兀。樓前停了十多輛汽車，樓內不時有工作人員走動。

　　放下電話，張靈軍苦笑。“人家來電話問，你們訂的貨什么時候來拿？錢什么時候過來？現在這種情況，我能說什么呢？他們就是要和我們打官司，我們也沒辦法。”

　　張靈軍是鐵本公司的副總經理，負責現場施工。據公司的人說，他原來在無錫一家國有鋼鐵企業工作，去年9月開始接觸鐵本項目的。他說，該項目在2002年12月開始啟動，那時候部分設備就開始訂貨了。到去年6月，進入現場施工。按照原來的設想，鐵本公司準備建設6座高爐，年產鋼800萬噸，先投產2臺高爐，以后“滾動發展”。

　　工程停了，張靈軍不再像以前那樣忙了，但臉上依然滿是倦意。“現在接的電話，沒什么好事，很多都是要來和我們打官司的。”

　　遠處，是5座尚未完工的高爐。“有些工程防腐還沒做，一些施工機械撤也不是，不撤也不是。”關于未來，他說現在不敢去想。

　　私下里，很多農民在議論，說鐵本的生產水平還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為了否認這種說法，張靈軍很快從一排文件夾中找到了一份文件。從文件中看，國家對鋼鐵投資的最低要求有明確的說法，張靈軍一一對照：“高爐容積1000立方米以上，我們是1800立方米；轉爐容積是100噸以上，我們是180噸；燒結機使用面積180平方米以上，我們是430平方米。你說，我們怎么可能是六七十年代的水平？”

　　干部：有些鎮村干部心里還有一個疙瘩沒有解開，用他們自己的話說，“這個彎拐得有點急了”

　　“過去農民見了就問什么時候開工，現在卻都說我們騙人”，村干部一邊躲著村民，一邊喊冤

　　長江村村委會在一幢三層樓房內。據村民說，這里原來是一所小學。

　　一大早，二樓村委會門前就聚集了十多位村民，他們是為了拆遷補償的事情來找村干部的，不過，門一直關著，他們只能站在門口等。

　　其實，村委會主任曹紀盛和村黨總支書記薛紀榮就在里面。曹紀盛此刻顯得有些煩躁。“說我們不顧農民死活，把他們趕到橋洞里住，這不是事實嘛！”他感到有些冤枉，“1400多戶，絕大部分都安排好了，這是我們村今年的頭等大事。根據現在公寓樓的建設進度，上半年可以安排800多戶，年底前再安排600戶。說有些農民流離失所，其實有的是因為在親戚家鬧了矛盾，有些是為了省錢。在住進公寓樓前，農民每月都拿到3元��平方米的過渡費，比如，原來住的房子是100平方米，那就可以領到300元��月的補貼，這也不少啊。而且在建的公寓樓，是按照500元��平方米的價格給他們的，要按照市場價，1000元��平方米也拿不到啊。”

　　他感到最冤的還不是這些，“你說我們村里這樣做為了什么？還不是為了農民致富嗎？我們這里靠江邊，地勢低，一下雨，田里的水排不出去，所以以前有人說我們這里是武進的西伯利亞。來了一個這么大的項目，農民以后就不要種地了，就變成城里人了。所以，項目還沒開工的時候，農民見了我就問，到底什么時候開工？當時開會說這件事情的時候，大家都同意的。現在又都倒過來了，說我們騙人。天地良心，鐵本開工到現在，我村里沒多拿一分錢，可以來查賬嘛。”

　　“以前看起來是成績的東西，現在看起來卻是罪過”，有的人求發展心情很急，但急得忘了規矩，違反了法規

　　“彎拐得有點急”，春江鎮黨委書記韋士章在電話中說。不過，他的認識似乎更深了一層：“一直都簡單地只講發展，可現在，如果用科學發展觀對照，以前看起來是成績的東西，現在看起來卻是罪過。這段時間，我也接觸到其他地方的一些基層干部，有的人說，這樣下去是‘多做多錯，不做沒錯’。看來，要一下子轉過來，有些人可能適應不了。”

　　雖然思想上有這樣的疙瘩，但對“鐵本事件”的嚴重性，韋士章并不含糊：“這件事情讓我們加深了對以人為本的認識，對出現的問題，該糾正的糾正，該規范的規范。”

　　鎮村干部對科學發展觀的“似懂非懂”，還有另一個現實的背景，那就是，一些基層干部在談到“鐵本事件”的時候，都用到同樣一句話：“該常州倒霉，正好撞到槍口上了”。

　　一位常州機關干部問：這些年，除了常州，有多少地方不是這樣的？如果大家一起查一查，有些地方說不定問題比常州更嚴重。有些人甚至言之鑿鑿地列舉了一些例子，如A市未批先建開發區，B市電廠建好才得到了批復。

　　一些機關干部分析說，這些年求發展的心情特別著急，好不容易來了這么大一個項目，大家都很心動，當然不能錯過。但是，心情很急，急得忘了規矩，違反了法規。

　　監管者：土地、環保等職能部門和銀行的基層機構，對大項目盡管也查過，卻總讓人覺得有點示弱

　　“就差沒有申請法院強制執行了，我們也難哪！”

　　“我們也難哪！”在鐵本項目涉及的揚中等地，基層環保和國土部門有人這樣叫冤，“這么大的項目，揚中從來沒有過啊！不要說揚中市的領導多么重視，鎮江的領導也來看過很多回。”

　　據他們說，為了這個“巨無霸”項目，揚中還專門成立了領導小組，市領導掛帥，各有關職能部門的領導都是小組成員。“說我們沒有履行職責，其實該做的我們也做了，手續沒有下來，他們就動工了，我們也去查了，發了停工通知，還進行了處罰，74萬元罰金都已經到賬了。后來就差申請法院強制執行了。”

　　他們說：“市里轟轟烈烈在搞，我們硬著頭皮去查，因為我們也知道含糊不得。該使的力基本上都使上了，但不管怎么說，我們確實是查處不力，監管不力。”

　　地方政府：“鐵本事件”性質嚴重，教訓深刻。要引以為戒，切實依法行政

　　“性質嚴重，教訓深刻”，這是常州市對“鐵本事件”的總體認識。市委有關部門向記者提供的一份材料中指出，鐵本公司在土地使用、環境保護、繳納稅款和銀行信貸資金使用等方面涉嫌違法違規。市及有關部門越權審批項目，違規審批征用土地，對企業違法行為監管不力，思想上存在著片面追求增長速度和總量擴大，而忽視了增長方式的轉變和經濟結構的優化，忽視了國家產業政策的導向等問題。“上述問題已經造成了嚴重的不良后果”。常州市委、市政府多次召開領導干部會議，就鐵本項目的調查處理多次統一思想認識，要求各級領導干部充分認識加強宏觀調控的重要意義，正確處理全局與局部、宏觀與微觀、當前與長遠的關系，正確處理地方加快發展與全國實現平穩較快發展的關系，充分認識鐵本項目違規建設錯誤的嚴重性，吸取教訓，引以為戒，切實增強法制觀念，依法行政。

　　議論：關于“鐵本事件”的調查處理還在繼續。這一事件留給人們的思考也在不斷深化……

　　基層政府冤不冤？

　　農民：你原來就是違紀違規的，否則你為什么腰板不硬

　　長江村農民張桂銀說：“好多地方領導一聽說鐵本的事情，像丟了魂似的，本來準備搞開發的也停了，本來準備拆遷的也不拆了。有一個地方，修了一條4車道的大馬路，40多公里都修好了，已經快與一條垂直的大路接上了，可就在接合處，有一戶人家不肯拆遷。跟戶主商量，你說10萬，他要20萬；你答應20萬，他說要40萬，一點辦法也沒有。現在，只好先用欄桿圍在那里，通一條車道。”

　　類似的連鎖反應很多，但張桂銀無意為這些地方政府叫屈：“這說明，很多事情你原來就是違紀違規的，否則你為什么腰板不硬？求發展是對的，但一些地方政府的工作方法有問題，瞞天過海，先斬后奏，不按政策走，否則你怕什么？”該怪考核指標出了問題？

　　機關干部：用不著另出指標考核，依法行政就行了

　　“鐵本事件”發生后，當地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反思。一位長期從事法制工作的機關干部說，“現在考察干部，往往只看他在經濟方面行不行。至于法律素養很少顧及。建設法治社會，首先看政府有沒有依法行政。比如說，環保的問題，國家有那么多法律法規，只要履行好法律法規就行了，根本用不著另出指標考核。如果環保出了問題，那不僅僅是政績的問題，而是違法了。要追究的就是違法責任了。”

　　是否是“撞在了槍口上”？

　　學者：現在你還這樣繞，肯定是繞不過去了

　　對查處鐵本引發地方干部“不干不錯、大干大錯”的埋怨，從事研究的學者尤其不能認同。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劉福垣的回答很干脆：“有些地方政府本來就錯位了，做了很多不該做的事情。有些事情你不管了，經濟發展得說不定更快了。尤其像長三角這樣相對發達的地方，以前有些地方政府可能就是瞎忙活，既當裁判員，又當‘董事長’，以后這樣肯定不行了。”他說：“以前有些地方表面上看增長很快，其實是有增長無發展，甚至是負發展，因為為了那點發展，你付出的代價太大了！堆數字堆了有什么意義？”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常務副秘書長王建說：“有些地方對中央的決策陽奉陰違，不剎不行了。鋼廠可能還要建，但不能亂上。到時候市場沒有那么大該怎么辦？有些項目還是銀行全額貸款，萬一出現生產過剩，銀行得多出多少壞賬啊？”

　　對于鐵本被查處是否是“撞在了槍口上”，這兩位研究宏觀經濟的專家看法一致：這個案例對各地來說是一副“清醒劑”。在以前，在短缺階段，很多地方打擦邊球也就稀里糊涂過去了；現在，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再這么搞絕對不行了。“現在你還這樣繞，肯定是繞不過去了。”

　　審批制度有沒有責任？

　　企業：對項目的審批制度也要配套改革

　　不過，記者接觸到的專家學者、政府官員、企業領導，包括一些農民，大多提到了政府審批改革的問題。有人認為，像鐵本這樣大的項目，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審批部門要早一點有明確意見。一位企業負責人說，按現在的效率，走完程序恐怕要一年，然后建設至少還要一年，兩年一過，市場情況還和現在一樣嗎？所以，政府的審批制度也要配套改革。

　　時評

　　鐵本公司違規建設鋼鐵項目被查處的消息，震動常州、揚中兩地。

　　目前各地正在落實中央關于嚴格控制部分地區部分行業過度投資、低水平重復建設的各項措施。“鐵本事件”的被披露，鐵本項目的停工，對于一些至今仍想不計效益地大干快上的地方，是副清醒劑。

　　但是，“鐵本事件”的意義不止于此。

　　如果把“鐵本事件”僅僅理解成一個不合時宜的項目的被封殺，或者僅僅看作是中央為遏制投資過熱、特別是對各地“大煉鋼鐵”的不滿而采取的權宜之策，也許就忽略了這一具有典型意義的發展樣本可以提供的更加深刻的警示意義。

　　“鐵本事件”的主要問題，是在其項目的啟動與進展中，地方政府和有關部門失職違規，企業涉嫌違法違規。

　　比如，“當地政府及地方相關行政管理部門，有法不依，嚴重違反國家有關法律法規，越權審批項目，違規拆分審批征用土地，違規組織實施征地拆遷工作，對企業違法行為監管不力”；

　　比如，“嚴重違反國家環境保護法、環境影響評價法的有關規定，未取得環保部門批復環境影響報告書擅自開工建設”；

　　再比如，違反土地管理法，未取得合法土地征地批準文件即動工建設，違法占用土地；

　　還有，通過提供虛假財務報表騙取銀行信用和貸款。

　　所有這些，都不僅僅是個“過度投資”的問題，而是違規違法的問題。

　　“鐵本事件”披露后，確實有人議論說：“這是運氣不好，撞在了槍口上。”換言之，如果當前的經濟大氣候是偏冷，是要促發展的時候，上述所有這些違規違法的事就都“不足提”了。

　　我們的一些地方，在這些年的發展中積累起了一種經驗———不看過程是否合法，不看程序是否規范，只看結果能否“成功”。

　　應該說，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依靠闖、依靠試，我們確實突破了許多禁錮生產力發展的桎梏。直至今天，我們依然需要通過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來沖擊不合時宜的制度，創新體制和機制。

　　但是，如果一些地方繼續一味地沿用所謂的發展經驗，繼續想走所謂的“程序不當而結果正當”的發展之路，那么像鐵本項目這樣，在付出巨大的經濟代價、社會代價之后，其結果也相當堪憂。

　　也許，當地人有句話說得并不錯，“這樣的事，各處都有，程度不同而已”。

　　那么，對“各處”來說，鐵本遭查處，正是警示：依法行事、程序正當，應是今后加快發展的基本前提。

　　從這個意義上，如果一定要說鐵本是“撞在了槍口上”，那么它就是撞在了“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和法治社會”的“槍口”上。

　　法治社會，有一個重要的概念：程序。無論是政府、社會組織還是個人，都有一個共同的行為準則：依法行事，按照程序辦事。無論別人如何違法違規，那不能成為你的參照系；無論經濟發展水平如何，都無礙你遵紀守法。

　　不可否認，隨著經濟的發展，有些法律法規需要相應完善，有些相關的配套改革也應同步推進，但是，這要在推進法治的前提下，要在人人尊重程序、遵守法律的基礎下進行。不能因為自己感覺相關的法規“滯后”了，所以我要“先行”一步。反過來說，如果確是因為有關部門在審批項目或其他方面出現問題，并對項目造成了影響，你也可以通過法律途徑，而不能自說自話跳過程序。

　　深究一步，這些年有些地方在經濟高增長的背后，確實存在一些不按程序、不守規矩、不守法律辦事的情況，這其中付出的代價也是不菲的：土地、資源、環境，還有社會成本。

　　對于各地發展的積極性，我們要充分地予以肯定、珍惜和保護。但是，我們需要依法發展。違規違法的蠻干、亂干，是不能用一句“我們不也是為了發展嘛”作交代的。

　　吸取鐵本的教訓，不是要讓大家不發展、慢發展，而是要求大家在加快發展中牢記程序不可輕，法律不可違，這也是科學發展觀的應有之義。這樣來觀察“鐵本事件”的警示意義，或許更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