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父親的追問：緣何“暫緩”執行國務院規定

　　□本報駐滬記者 戴敦峰 劉建平

　　安徽阜陽劣質奶粉害死嬰兒事件，經各大媒體的窮追猛打，在全國引起了軒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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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這些害嬰奶粉從原料供應到生產加工再到經營銷售的整個產業鏈，從事發以來一直顯得撲朔迷離。本報記者日前跟隨有關執法部門就此展開了調查。

　　生產

　　4月21日下午，浙江省嵊州市的工商人員沖進天哺爾食品有限公司的車間，工人們一臉茫然地看著這些不速之客。

　　工人們的手里捏著芝麻糊、豆奶粉、營養麥片的包裝袋，惟獨沒有執法者要尋找的“圣童”奶粉。

　　此時，全國各地對“圣童”奶粉已是談虎色變。在阜陽市工商局公布的32家劣質奶粉的黑名單上，該奶粉赫然在列，且蛋白質含量倒數第一。

　　嵊州市工商局在這一天出動了80人的執法隊伍，聲勢浩大，結果卻發現嵊州可能并非“圣童”奶粉的最初加工地。

　　“我們也只是貼牌生產。”天哺爾公司的總經理徐杰棟說，“我現在都后悔死了，不該接這筆生意的。”

　　4月23日，記者進入嵊州市的一家街道出租房內——這里曾經是天哺爾公司的生產場地。車間的大門緊閉，地上散落著一些花花綠綠的包裝紙。僅從外觀上看，這里的生產條件十分簡陋。

　　嵊州市并不大，出事以前，幾乎沒人知道這個地方還生產過奶粉。在當地的黃頁及電話查詢系統里，也已見不到“天哺爾”的蹤影。

　　目前已知道的情況是，“圣童”奶粉的成品是由河南孟州發出的。

　　徐杰棟稱，“圣童”奶粉至今只在江蘇連云港及安徽阜陽銷售了兩三萬元，今年初，發現奶粉有質量問題后，該公司已停止了生產。

　　然而，4月21日，杭州方面在一家名為“好人緣”的超市里就發現了“圣童”奶粉。

　　事發后，天哺爾公司的所有往來賬目均被凍結，生產也處于停滯狀態，而為其提供成品奶粉的那個神秘上家，也似乎人間蒸發了。

　　據知情者透露，浙江真正成批量生產劣質奶粉的加工基地，位于距離嵊州400公里左右的浙閩交界山區。此處位于溫州市境內，在蒼南、泰順一帶，近幾年來興起的奶制品加工廠不計其數。

　　在被曝光的32家劣質奶粉生產企業中，蒼南縣就占了4家。當地一個批發市場的業主對記者并不諱言：“我們蒼南人不吃自家生產的奶粉，那里面沒有營養嘛。”

　　這些天，蒼南縣工商局同樣組織了聲勢浩大的“拉網式清查”，但同樣收效甚微。4月18日，他們突擊檢查蒼南力源乳業有限公司。可當執法人員趕到位于靈溪鎮西河巷59號的廠房時，才發現此地早已變成了倉庫。

　　4月23日，該局又出動了100多人，對全縣8家超市商場，14家奶制品企業進行了檢查，結果“未發現不合格奶制品在轄區內流通領域出現”。

　　劣質奶粉中的主要原料包括淡奶粉、蔗糖、麥芽糊精、精煉植物油，以及鈣、鋅、鐵等微量元素。這些原料當中，用鮮牛奶制成的淡奶粉價格最貴。有的奶粉經銷商已將每袋奶粉的批發價壓低到了3—5元，這意味著生產者只能放棄淡奶粉作為原料或使用少量作為補充，他們通常添加幾無營養價值的淀粉。

　　這樣的奶粉并未因為質量的低劣而失去市場，原因就在于它有價格上的優勢。在內地貧困的農村，不知情的農民只能選擇如此價位的奶粉喂養自己的孩子。

　　與蒼南縣相鄰的泰順縣，地理位置偏僻，但這幾年也突然生出了一批地下奶粉作坊。

　　這些企業通常只有一兩間廠房(所謂廠房，其實大多也只是當地人的農舍)。經過初加工后的奶粉堆放在院中，幾名工人負責包裝。

　　這些企業沒有廠名，即使有一個名字，也與包裝袋上表明的企業名稱完全不同。它們有的是為其他企業貼牌生產的；一旦出事，委托方還會“賊喊捉賊”，聲稱自己的產品被人假冒。

　　泰順縣工商局稱，他們發現外地地下奶粉作坊往泰順轉移的動向后，這幾年已加大了打擊力度。

　　但事實上未等工商部門主動追趕，浙江的奶制品加工企業已出現了向全國擴散的動向。因此蒼南縣工商局一再對媒體稱，目前打著蒼南旗號生產奶粉的企業，大多其實不在蒼南境內，而是轉移到了河南、山東，內蒙古、黑龍江等地。

　　浙江奶制品企業為何紛紛轉戰內地？嵊州市工商局的一名執法人員道破了“天機”：內地不少地方政府這些年招商引資的壓力巨大，看到一個項目來了，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引進來再說。這些生產低劣產品的企業，則借此一來取得了合法身份，二來也利用了當地提供的優惠政策以及低價勞動力降低了生產成本。

　　目前，還沒有人能夠提供這些潛伏在各地的奶粉加工企業的詳細分布圖。

　　要想弄清楚這些劣質奶粉生產的源頭，幾乎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阜陽市工商局的一名官員甚至反問媒體：“你們記者都查不清楚，我們怎么能搞得清楚？”

　　4月24日，在國務院赴阜陽調查組的坐鎮指揮下，有關部門總算查清23種劣質奶粉的上源，初步公布的調查結果也基本驗證了劣質奶粉最終生產基地的大致分布，目前已查明的進貨渠道分布于河南鄭州、浙江義烏、江蘇徐州和安徽蚌埠等地。

　　中轉

　　阜陽市青年路小商品批發市場，是價格低廉的小商品的集散地，也是許多“害嬰奶粉”從生產廠家流向農村小賣部的中轉站之一。

　　阜陽市工商局提供的一份名單顯示，在青年路192號到255號這不到100米的地段里，竟然集中了6家批銷偽劣奶粉的批發商。而這還僅僅是抽檢結果。

　　4月22日，在剛剛經過一番地毯式徹查之后，這個批發市場“干凈”得有些寥落。就在幾天前，青年路240號店主王文官因被查出145箱零3300袋劣質奶粉而被當地公安機關刑事拘留。

　　“現在青年路上哪里還有假奶粉啊？連真奶粉都快賣不動了。”一位梳著分頭的批發商苦笑著說。

　　在確認不會被透露真實姓名之后，“分頭”向記者描述了他作為劣質奶粉“中轉站”的經歷。

　　“分頭”2000年下崗，看到青年路的批發生意不錯，就在這里開了一家糖酒批發店。

　　一開始的時候，他賣的都是正規大廠出的奶粉。這些奶粉質量沒有問題，但是價格高，利潤薄，而且廠家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是要求貨到付款的。

　　“一般那種好點的嬰兒奶粉都要賣到15元以上。阜陽市的生活水平不高，這種價位的奶粉城里人還勉強買得起，但買得起的人一般都是在商場或是超市買，不會來我們這種小店。”

　　有一天，一位自稱從黑龍江來的推銷員上門來向他推薦一種“從來沒有聽說過牌子”的奶粉。雖然牌子不出名，但是推銷員開出的條件卻有足夠的吸引力：可以賣完付款，而且利潤比正牌產品要高上好幾倍。

　　“分頭”說，正規廠出的奶粉利潤都是很薄的，一件貨(即一箱12袋)能賺個5元錢已算不錯了；而這位推銷員帶來的奶粉一件貨最少可以賺到15元甚至更高……

　　這種奶粉價格低廉，進價才6元錢一袋，批出去就是7-8元，恰恰填補了“分頭”店里“低端市場的空白”。何況，“你不賣別人也是要賣的”。

　　進價6元的奶粉是怎樣生產出來的、有多少營養成分？這些問題“分頭”早就想過。“他們三證齊全——營業許可證、稅務登記證和衛生許可證都有，而且也有質量報告。到底這些證件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但是看起來的確一點問題沒有。”

　　“分頭”仔細算計過：就算工商、衛生部門來查，也不過是抽檢，且未必會剛巧抽到這種奶粉；何況就算是抽到查出來不合格，也不過就是按照貨值處3倍的罰金，而平時他的店里是放不了幾袋奶粉的，如果需要大量拿貨就讓推銷員從倉庫直接調。

　　“幾袋奶粉，你算算能罰多少錢？”“分頭”狡黠地笑笑，但隨即臉色又沉了下來：“我沒有想到這些奶粉也會害死人，如果早知道這么嚴重我也不會賣了……”

　　終端

　　阜陽市阜南縣。按照工商部門的要求，對劣質奶粉的清查工作要深入到每村每戶每個經銷點。在如此嚴密的清查之下，害嬰奶粉再想藏身鄉野也是絕無可能。

　　但是在過去的一年多時間里，一袋袋奪人性命的奶粉正是從這樣一個個鄉間小賣部老板的手中交給了孩子的家人……

　　吳義發(化名)在鎮上開了一間小店，除了賣煙酒雜貨外，過去也兼帶著賣一些價格低廉的奶粉。

　　在農村里這種價格低廉的奶粉還是很有市場的。阜陽是一個勞動力輸出城市，農村大部分勞力都在外地打工，很多年輕的母親剛剛生完孩子就要外出打工，只好把孩子托付給爺爺奶奶，老人們就不得不買奶粉喂養嬰兒。吳義發說，老年人文化程度不高，根本不懂奶粉好還是不好，多是買便宜貨。

　　“農村的消費水平能有多高？最多10元錢一袋。”吳義發說，“10元錢以上的奶粉在這里根本銷不動。”

　　吳義發隔上十天半個月就要從代理商那里拿一次貨，偶爾也到批發市場去看一看。但每次進的奶粉數量不會太多，頂多五六箱。

　　“我只知道這些奶粉便宜，但并不知道它是有問題的。代理商的證件都是齊全的，我們也沒有能力自己檢驗奶粉成分啊。”吳義發說，“再說，工商部門一般查也查不到我們這么偏僻的小店來；就算查到了，也不過就是罰點兒錢了事嘛。”

　　還有一點吳義發沒說出來：農村人給自己家買點東西，沒人會要發票。所以，萬一真出了事，也是查無對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