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中國前駐印度大使裴遠穎

　　-本報記者 孫超

　　中國經濟時報：您可以描述一下您腦子中的印度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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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遠穎：我作為駐印度大使，從1994年12月上任到1998年4月離任，一共3年零3個月的時間。

　　我剛接到通知要去印度工作的時候，覺得很興奮。印度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它燦爛的文化和奇特的國情，一直吸引著我。同時也覺得這個任務很有挑戰性，因為由于種種原因，中印兩國之間，還存在一些復雜的問題需要解決。

　　初到那里的第一印象是，現實的印度和我腦海里所勾畫的印度有明顯的差距。到印度之前，我看了很多關于印度的書籍，而且同很多曾經在印度工作的朋友進行了交流。盡管對這個國家落后方面，比如說環境的“臟、亂、差”有一定思想準備，但是實際情況還是超出了我的想象。即使在首都新德里的近郊，貧民窟也是一大片一大片的。

　　后來?我慢慢發覺，在這些不加掩飾的落后現象的后面，是一個具有巨大發展潛力、在經濟和社會領域都是頗有成就的國家。深厚的文化底蘊、豐富的自然資源、沉穩的國民心態，是印度獨特的優勢。印度獨立后，經濟發展雖然沒有中國快，但是相對比較均勻，并沒有大起大落的現象。經過數十年的努力，印度已經建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顯的提高。

　　中國經濟時報：宗教在印度有很重要的地位，這是否也是印度社會一大特點？

　　裴遠穎：世界上幾大主要宗教在印度都有，以信印度教的人數最多(占人口的82%左右)。印度教(其前身是婆羅門教)的輪回學說在印度人中的影響很深，認為人生的現世是前生決定的，而現世決定著來生。這種宿命論的思想使普通印度人有一種悠然自得、與世無爭的心態。印度的街道雖然很擁擠，但是很少看到打架甚至是爭執的現象。很多印度人吃素，不殺生，神牛滿街跑，和宗教都有關系。當然，由于印度宗教狀況復雜，宗教沖突也時有發生，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

　　印度有名的種姓制度也是起源于印度教教義。這是在社會分工和種族差別基礎上建立的等級制度。第一等級是僧侶；第二等級是貴族和武士；第三等級是商人和手工業者；第四等級是農民。而處于社會最低層的是等級之外的賤民(又稱不可接觸者)。按照這種制度，等級是不可逾越的，世代相傳，永不改變，而且不同種姓之間不能通婚，不能交往，甚至不能同位而坐、同席而食。盡管印度獨立后的憲法中明文規定廢除種姓制度，但是這個制度實際上仍在政治、社會、經濟等各個方面起作用。比如，我們使館雇傭當地人做園丁和清潔工。這些人來自不同種姓，按照傳統的分工工作，絕對不干種姓之外的事。澆花的比打掃衛生的種姓要高。有一個管打掃的印度人有事不能出勤，我們使館辦公室人員就和一個園丁說希望他能代替幫忙打掃一下，但是他拒絕了，他表示，寧愿被解雇也不愿去打掃，因為這和他的種姓不符。這個事例說明等級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但是也不能說現在的情況一點也沒有改變，比如說印度的前總統納拉亞南，也出身賤民階層，通過個人奮斗，最后成為了印度總統。

　　印度經濟已經具備了較快增長的條件

　　中國經濟時報：印度上個財年最后一個季度經濟增長率達到10.4%?這不僅是印度記錄中最高的增長率?而且也高于中國過去8年來任何一個季度的增長率。這令很多國家和地區感到震驚。

　　裴遠穎：對于10.4%的增速，我并不感到吃驚。因為從1991年經濟改革以來，印度年經濟增長率都保持在6%到7%左右。這個增長率在世界上不算低。最近幾年，印度發展明顯加快，改革的效應進一步顯現。印度的經濟每年增長率提高到了7%到8%。當然，10.4%只是一個季度的統計數字，不能完全說明問題，也很難說能長期保持下去。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今后比較長的一個時期內，印度經濟維持在一個比較高的增長速度是完全可能的，這是由印度國際環境、印度的自身條件和印度政府的改革政策所決定的。換句話說，印度經濟已經具備了較快增長的條件。

　　中國經濟時報：這對中國意味著什么？

　　裴遠穎：印度經濟增長對印度是好事，對中國來講也是件好事。印度經濟增長了，兩國經濟合作基礎也擴大了，兩國就有更多的條件發展經濟交流，這對雙方都有好處，對我國西南地區的開發也是有利的。

　　當然，壓力也是有的。主要體現在吸引外資方面，還有中印產品有所重疊，特別是在紡織品、化工品方面。也就是說，在投資來源、產品市場方面會存在競爭。印度總理瓦杰帕依曾說過，中印之間確實存在著一種競爭關系，但是應該是一種健康的競爭關系。健康的競爭關系能夠促進合作。就像賽場上的選手競技，有利于雙方提高自己的成績。

　　中國經濟時報：是什么促成了10.4%的增長，換句話說，印度的競爭優勢在哪里？

　　裴遠穎：我認為印度經濟的優勢有以下幾點：

　　市場經濟的經驗豐富。印度實行市場經濟的時間比較長，印度在獨立之后，雖引進了計劃經濟的一些做法，但是私營經濟占的比例很大。

　　印度的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比較完備，因為它直接繼承了英國經濟立法方面的內容。印度的現代企業制度比較完善，企業的管理水平較高，本土大企業多。金融系統運行比較健康，銀行壞賬率低(約10%)。服務業比較發達，占國民經濟的49%。

　　科技人才多，而且素質高。90年代中期的時候就有個統計，印度工程技術人員和大學生的數量占世界第二。直到今天，其科技人才隊伍水平仍然在世界是名列前茅的。印度許多高等院校的畢業生學歷是外國承認的，由于這些人的業務水平和英語水平都是比較高，所以在國外很搶手，國際組織和國際知名企業雇傭了不少印度人。與此相對照，英語不過關是中國高素質人才所面臨的一大難題。

　　中國經濟時報：我們的優勢在哪里？

　　裴遠穎：首先，我們1978年就開始了改革開放，而印度的經濟改革是在1991才啟動的。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得很好，很多到過中國的印度人都贊揚這點。中國投資環境也比較好。

　　其次，我們的文盲率比印度低很多，目前印度官方統計它的文盲率在35%，但有人估計實際上的文盲率達總人口的一半。這是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很大制約因素。印度國內人們的文化水平有天壤之別，在社會生活每個角落都很明顯。印度的選舉也很有意思。因為在印度農村有很多文盲，連選票都不認識，所以每個黨派都用一個圖案來表示，有的是一只象，有的是一朵蓮花，有的是一輛自行車，有的是一個農具。人們看到圖案，就知道是哪個黨派，以“看圖識字”的辦法來進行選舉。這不得不說是社會生活中的一個問題。

　　還有就是經過25年的高速發展，中國經濟已經具有相當的規模，特別是制造業比較發達，這為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印度長項的借鑒意義

　　中國經濟時報：您剛才提到了，英語不過關是中國高素質人才所面臨的一大難題。我上大學的時候就知道印度人英語水平比較高，在美國的中國朋友也總是提到印度人的英語很棒，相比之下，我們給世界的印象不如印度。這是怎么回事？

　　裴遠穎：印度人的英語水平高，原因是：一、英國殖民政府在200多年中，大力普及英語。二、印度的教育制度是在有條件的地方實行雙語教學。三、印度沒有類似于中國的標準普通話或者說是統一的語言。印地語算是講得人數較多的，但是也就是在北部普及，到了南方就行不通了。所以惟一的溝通工具就是英語。目前印度兩種官方語言一個是印地語，另外一個就是英語。如果不使用英語的話，印度北方和南方的人很難溝通。而且，其他大大小小的語言還有成百種之多，僅印度憲法承認的地區語言以及邦官方語言就有18種之多。受過高等教育的印度人使用英語遣辭造句都很精確、很規范，很書面。我記得在一個外交場合，一個印度人使用了一個很生僻的英語單詞，大家都以為沒有這個詞，但是那個印度人翻開牛津大詞典找到那個詞說，瞧，這個詞怎么沒有。雖然印度人的英語發音很特別，但是在并不妨礙他們同別人的交流。

　　中國經濟時報：印度的軟件業像它的英語一樣，世界聞名。

　　裴遠穎：印度重視軟件業的發展?說明印度政府的遠見。自獨立以來印度政府就把科教發展置于重要的地位。1998年印度政府制定發展信息技術產業十年規劃?提出要使印度成為這個領域中的超級大國。“印度過去失去了一次產業革命機會，現在決不能失去這場信息革命的機會”，這表明了印度要抓信息技術的決心。為了促進信息產業的發展，印度政府在稅收方面給信息產業很大優厚條件，逐步取消硬件和軟件的稅收。同時，放寬網絡公司上市標準，改組電信管理機構，打破國家對電信管理的控制。印度政府也為軟件公司創造更好的服務，提供高速通訊服務。此外，還出資2000多萬美元，建立風險投資基金，扶持中小軟件公司的發展。

　　印度安得拉邦(邦相當于我們的省)的部長，率先在他那里實行政府部門和學校的計算機化，所以人們給了他一個雅號“便攜式電腦首席部長”。

　　人才濟濟是印度軟件產業快速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印度軟件科技人才每年增加3.5萬，工科畢業生(包括專科院校)總數達到近百萬人。在硅谷和華盛頓信息技術行業人員中，有40%是印度人或是印裔。因為信息技術發展較快，印度政府鼓勵“海歸”，因為國內大有可為，那些海外人才也愿意回去。班加羅爾被稱為是“印度的硅谷”。

　　印度軟件產業已經有相當的規模。2001年，其總產值已達近100億美元，并以每年50%以上的速度增長。印度政府規劃，軟件業總產值在2008年達到870億美元。

　　印度認為信息產業對基礎設施的要求較低，能源、原材料消耗也低，想為新興發展中國家開辟一條新的發展道路：用信息產業來帶動經濟增長。當然，這只是一部分人的說法，這種模式是否行得通也有待檢驗，但是這個思路確有值得我們思考和借鑒之處。

　　現在我們不時聽到一些來自印度的、看來似乎不切實際的“豪言壯語”，但是有一點我們應該記住，印度人在實踐中還是很務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