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80年代至今，是中國經濟體制的轉軌期，其間發生的種種經濟現象，為中國金融腐敗指數的研究調查提供了豐厚的取證土壤

　　“純粹的計劃經濟和純粹的市場經濟，都不可能產生金融腐敗。”《中國金融腐敗指數》一位課題組成員說，“腐敗指數的立論基礎是——金融腐敗的形成，首先要有權力產生獨特的壟斷資源，然后要有市場給權力交易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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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紀80年代，中國開始了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探索，這也為壟斷的金融資源開辟了一個“賣場”。

　　當時，中國的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幾乎完全壟斷了企業所需的資金供給，可以直接分配貨幣。對于急需資金而又缺乏其它融資渠道的企業而言，這是一種巨大的壟斷權力。

　　在此之前，這種資金供給完全是按照政府的行政計劃配置的，其中并沒有尋租空間。而80年代后的“轉軌”帶來“計劃”與“市場”共存的局面，計劃的權力開始“市場化”——這是中國金融腐敗的開始。

　　僅舉一例說明：當時，地方銀行的信貸計劃和現金計劃均由央行控制，工商、農業、中國、建設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均實行貸款額度控制，但市場經濟初顯崢嶸，業界投資熱情普遍高漲，這便給奇貨可居的信貸資源以交易的空間。很多企業依靠各大銀行分支機構設置的賬外賬貸款周轉。在余振東等人盜竊的資金中，相當一部分就是被置入開平支行賬外賬，直接向當地企業發放貸款。

　　1996年后，金融腐敗以另一種特點出現：大量民營企業進入到這條權錢交易的鏈條，形成民營經濟、銀行、政府三角關系。

　　廣州是90年代中期民營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混亂的銀行貸款似乎也助了民營企業一臂之力。“那時候只要和銀行上層關系熟稔，甚至有的行長在煙紙盒上寫一個‘手諭’，都可以貸到款。”名青(化名)告訴記者。他是廣州一家民企藥廠的財務總監。

　　近幾年的金融系統，似乎有蕩濁滌清的趨勢。據官方數據統計，2003年，全國違法放貸立案29起，涉及金額10107.55萬元，比上一年大幅下降。“但依然有一些奇怪的經濟現象為我們提供研究基礎。”課題組成員說。

　　2004年，中國居民存款超過11萬億。龐大的銀行存款積壓的反面，卻是中小企業持續貸款難。

　　從經濟學角度看，造成存款和需求間通道堵塞的原因有兩種：一是數量控制，即設置貸款的規模門檻；二是價格控制，即獲得貸款的成本過高，中小企業貸不起。

　　“據我們調查，兩種控制都有，而且價格控制導致了實際融資成本遠遠高過法定的貸款成本。”一位課題組成員說。

　　這直接導致了兩個經濟后果：一是信用缺失。如果信貸成本很高，則愿意借錢的人都是不愿意還錢的人，真正需要錢的公眾卻被擠到信貸圈之外，這是所謂“劣幣驅逐良幣”。另一個后果是資金稀缺。

　　當業界反省金融腐敗時，總會歸結為制度不全，監管不力。“實際上，近10年是政府對銀行的管制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和20世紀90年代初逐步放松到退回完全管制的時期。”曾經擔任海南人民銀行副行長的經濟學者蔡重直說。

　　然而，近10年也是不良資產激增的10年。蔡重直分析認為，目前中國四大商業銀行總量為3.5萬億的不良資產中，有70%以上是在這10年產生的。

　　“這些不良資產產生的原因，一是政府的全面管制和過多的干預，二是銀行家的‘私心’，而銀行家的‘私心’只有在政府的過多干預下才能得逞。”蔡重直說。

　　著名的海發行破產關閉案例，就頗有研究價值。1997年12月，海南政府為了拯救28家瀕臨倒閉的城市信用社，不顧股東大會的強烈反對，要求海南發展銀行實施兼并，將28家資不抵債的城市合作信用社收入旗下，并托管了5家被關閉的城市合作信用社。接管的城市信用合作社總資產為137億元，總負債卻為142億元。

　　這些城市信用社在80年代被大量分包給個人。很多承包人又把大量貸款投入到與自己有關聯的公司或股東企業，然后本利長期不還，或反復借新還舊，使城市信用社嚴重虧損，最后將海發行拖入無力償債的深淵。

　　如今，城市信用社已經快成為一個歷史名詞。除小部分并入城市商業銀行外，大量都實施破產，但沒有一個人為此負責。

　　蔡重直也回憶說，在海南任職時，曾看過很多只有一頁紙的貸款申請，貸款原因大多語焉不詳，但幾乎頭一段話都是，“根據國家的信貸政策”，“按照政府的要求”。

　　作者 陳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