狹小而混亂的中國評級市場長期以來并未引起國際評級巨頭的實質性重視，盡管如此，標普、穆迪的一言九鼎與本土評級公司的人微言輕也已形成鮮明的對比。作為市場經濟生態圈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中國評級市場遲早會跟上中國經濟的高速成長。面對從容布局的國際巨頭，國內評級公司做好與它們直接碰撞的準備了嗎？

　　本報記者 王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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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5日，一家中國公司在北京發布了它對國內15家銀行的信用評級報告，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全部獲得了AAA的最高評級。

　　這一意外結果并沒有在國內引起多大的反響。第二天，與會的媒體發表了一些措辭謹慎的報道。此后，這一消息就迅速淡出了人們的視野。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另一事件發生在去年11月底。當時，標準普爾發布的一份評級報告認為中國的13家主要銀行都不具備投資價值。消息傳出后，輿論嘩然。媒體對該事件進行了大篇幅的報道，銀行業和學界的各種人士紛紛登臺評論。直到今天，人們對這一事件還記憶猶新。

　　位卑言微的邏輯再次得到了證明。

　　在中國信用評級企業尷尬處境的背后，隱藏的是國內企業債券市場嗷嗷待哺以及信用評級業多頭監管的現實。

　　不久前，國際評級業的老大哥標普在北京設立了代表處，標志著標普、穆迪和惠譽這三大國際頂級評級機構都正式進入了中國市場。這樣一來，國內評級公司爭奪行業話語權的前景似乎變得更加不令人樂觀了。

　　中外評級公司對四大銀行的評級結果為何迥異

　　據了解，4月15日評級事件的起因正是國內銀行業對去年11月標普評級結果的爭議。當人們還陷在輿論的熱浪中時，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誠信國際”)卻從銀行業的強烈反應中嗅到了商機。

　　在公布的評級結果中，中誠信國際給予中農工建四大行以及國家開發銀行AAA的最高評級，排名緊隨其后的是交通銀行和招商銀行，排在最后的三家銀行是光大銀行、深圳發展銀行和廣東發展銀行。

　　急待改革的四大行獲得AAA的最高評級，這一評級結果引起了很大爭議。對此，中誠信國際的負責人毛振華解釋說，這次評級著重考慮了四大行的國有獨資背景及其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由于四大行獲得了國家強有力的支持，因此其信用可以等同于中國國家信用。

　　“四大行上市后，不再是國有獨資銀行了，等級就需要重新評估。”毛振華說。

　　然而，標普和穆迪對四大行的評級卻沒有這么樂觀。據了解，2004年2月，標普率先將中行和建行的展望評級由“穩定”提升為“正面”。此前，這兩家銀行分別獲得了中國政府225億美元的外匯注資。雖然如此，標普對四大行的評級依然是在具有投資價值的BBB之下。穆迪對四大行的評級略高于標普，不過距離AAA的最高評級無疑還有很長距離。

　　“從整個亞洲的情況來看，本國評級公司的對本國企業評級都比國際評級公司要高。”惠譽中國首席代表鄔潤揚說。

　　對高評級的渴望會長久地存在。國際評級公司堅持國際標準，因而給出的評級偏低；本國的評級公司卻可以更多地考慮到本國的特殊情況，對國際標準進行修正，從而給出一個較高的評級。在兩種態度的爭議中，國際評級公司往往認為任何國家的情況都特殊不到哪里去；本土的評級公司卻認為本國的特殊情況不容忽視，并認為國際評級公司一味堅持國際標準是一種帶著意識形態偏見的歧視行為。

　　在這種立場的分野中，屬于本國評級公司的市場空間自然而然就形成了。這次中誠信國際的銀行業評級無疑就是一次擴展生存空間的積極嘗試。“我們必須保留自己在評級業的聲音。”毛振華這樣評價中國評級公司的使命。

　　從合資到單干——國際評級巨頭的中國路徑

　　對于在全球范圍相互競爭的標普、穆迪和惠譽來說，潛力巨大的中國市場自然需要特別的重視。在如何切入中國市場的問題上，標普、穆迪和惠譽的策略在最初略有分歧，但最終都堅定地選擇了獨資道路。

　　最早開始嘗試進入中國的其實是惠譽，它參與設立了中誠信國際，那是中國第一家合資的信用評級公司。據中誠信國際的副總裁何敏華女士介紹，惠譽早在1994年就開始與中誠信國際的母公司進行接觸，醞釀成立合資公司事宜。由于涉及的審批部門太多，合資公司直到1999年才成立，2000年才開始正式運作。

　　在合資公司中，惠譽持股30%、國際金融公司(IFC)作為戰略投資者持股15%，中誠信信用管理(中誠信國際的母公司)持股45%，工商時報實業公司持股10%。惠譽在合資公司一直都沒有獲得控制權。

　　其后到達中國的是穆迪。1999年，穆迪與大公國際信用評級公司簽署了為期3年的技術合作協議，比起惠譽的合資形式來，穆迪此舉的試探意圖更為明顯。

　　最晚來的是標普，其保守的作風同樣延續到了拓展中國市場時的節奏上。直到不久前，該公司才在北京設立了自己的代表處。之前，它一直通過在香港的機構拓展各種中國業務。

　　事實證明，來得早不如來得巧。在中國市場的門口徘徊近10年之后，作為先行者的惠譽至今仍然忙于結束與中誠信信用管理那并不愉快的合資姻緣。熟知整個過程的業內人士說，穆迪和標普要比惠譽幸運，因為它們都沒有選擇設立合資公司。

　　穆迪現在成了介入中國市場程度最深的國際評級機構。2001年，穆迪北京辦事處成立；2003年，穆迪獨資的北京穆迪風險信息技術服務有限公司成立。截至今日，在三大國際評級機構中，只有穆迪一家在中國設立了子公司。

　　據了解，評級行業一直都不屬于限制外商投資的行業，在我國加入WTO的相關協議中，也沒有關于評級業的開放時間表。那么為什么國際評級機構當時還要選擇合資等曲線道路呢？知情人士給出的答案是，由于沒有明確的法律確定監管權歸屬，所以各個部門都要管，程序上的障礙使得當時獨資運作打算如同海市蜃樓；其次是由于中國的債券市場規模太小，幾大評級機構都懷著先看一看的心理來尋求合作。

　　在三大國際評級機構獨資的浪潮中，專業類的國際評級公司也加入了這一行列。今年年初，國際基金評級的權威機構——晨星公司把中國公司的總部設在了深圳，并在3月份首次推出了《中國基金業績排行榜》。“經營上我們必須堅持獨資，在具體的項目上可以與國內公司合作。”晨星資訊?深圳?有限公司基金研究中心主任黃曉萍說。

　　中國評級業短暫的合資與合作歷程就這樣戛然而止了。知情人士透露，在合資和合作中，除了中外雙方企業文化的嚴重分歧之外，安達信丑聞等事件提醒了三大評級機構，評級風險的防范成為了一個尤其要考慮的因素。這些因素無疑都強化了三大機構的獨資沖動。

　　另據了解，多年以來，三大評級機構在亞洲的分支機構一直都處于虧損狀態。因此，對于尚處于萌芽狀態的中國債券市場，它們并不急于通過合資等方式分食少得可憐的國企人民幣債券業務。“我們考慮的是10年、20年，甚至更遠的市場。”惠譽中國首席代表鄔潤揚說。

　　水淺難以養大魚

　　水池里的水之所以被攪渾，往往不是因為攪水的人多，而是因為水池太小。中國評級業的困境和混亂，根源于企業債券市場規模太小。“就算把發改委每年批準發債的十多個項目只給一家大的評級公司，從中獲得的收入也不能支撐這家公司的運營。”中誠信國際副總裁何敏華女士說。

　　據調查，從1990年以來，中國共發行各類企業債券超過2200多億元，大多集中在能源、交通、通信、重要原材料以及城市基礎設施等領域內的國家重點建設項目，平均下來，每年只有200億至300億元的債券發行，并且發行債券的企業數量一般就維持在十幾家左右，這些企業都是國有大型企業。一位三大評級機構的人士說，他需要經常費力地向國外的老板解釋，為什么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高速發展的大國，市場的規模卻如此之小。

　　1990年代初的時候，債券的發行曾在當時較為寬松的政策環境下達到一個“黃金時期”。1992年的發債規模達到684億元，是歷年來最高的。在債券市場的催生下，各種主管部門下都紛紛設立了評級公司，最多時據說達到了90多家。

　　轉折點是1999年，國家把散落在各地人民銀行機構手中的發債審批權集中到了當時的國家計委手中。審批權回收的理由就是要由國家計委對1993年實行的《企業債券條例》進行修改。由此也帶來了評級行業的一次震蕩和洗牌，但現在評級公司的數量依然保持在四五十家左右。

　　債券市場的狹小加劇了評級公司之間的惡性競爭。評級公司紛紛壓價競爭。業內的人說現在企業評級就像在招標，誰給的評級高，誰的價格低就給誰評。一位中國證監會的高管曾評價說：“中國的評級機構就像是要飯的，券商發行30億的債券，評級機構才收費35萬元。”

　　據調查，現在國內評級機構的收入主要來自對尋求銀行貸款的企業的評級，這一收入占到了評級機構總收入的80%左右。

　　贏利不足制約了中介機構的良性發展，無法吸引到優秀的人才就是一個大問題。據了解，國外一個成熟的評級分析師拿到的薪水完全可以與中國最優秀的投行從業者媲美。“必須有好飯吃，才會有好評級機構。”惠譽中國首席代表鄔潤揚說。

　　但在中國，評級業的價值尚未得到市場的認可。

　　統一監管——中外評級機構的共識

　　在債券發行政策并未看到松動跡象的時候，呼吁統一的監管成了中外評級機構雙方的共識。“這已經是一個需要上升到最高層面討論的問題。”一位來自三大評級公司的人士評價說。

　　1999年，人民銀行將發債的審批權轉交給當時的國家計委之后，逐漸出現了企業債券市場多頭管理的局面。負責發債審批和企業債券法規制定的是國家發改委；負責債券利率制定的是人民銀行，去年，人民銀行又成立了專門的征信管理局，這一機構將如何介入債券市場還未見分曉；負責券商發債和審批的是證監會；負責保險公司投資企業債券管理的是保監會。知情人士透露，一直議而不決的新《企業債券管理條例》多次會簽不過，各部門對評級業的監管權歸屬依然充滿爭議。

　　較大的幾家中方評級機構的態度是，希望有了統一的監管機構之后，能夠設立評級業的進入門檻，對于債券發行等高端業務進行評級機構資格認證，并且能對國外評級機構的參與方式有所限制。與之對應的外資機構的態度是，希望統一監管形成之后能避免注冊審批手續上的繁瑣，迅速在中國開展獨立的業務運作。據悉，現在三大評級機構均不能在國內承接有償的人民幣債券評級業務。

　　由于缺乏統一的監管機構，對于評級機構的有效監管就一直未能建立起來。在關于是否需要進行評級機構的嚴格認證，以及如何正確處理中外評級機構之間關系的問題上，我國的政策還是一片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