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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記者 黃海燕 李華斌
中央紀委最近發布了“關于領導干部違規干預插手工程招標投標的調研報告”，其中描述說：“據統計，近年來全國已有十幾個省區的交通廳廳長在公路建設工程中因貪污受賄而被判刑。”交通廳長寶座何以成了經濟犯罪領域名副其實的“百慕大”，以至于那么多官員在這里跌入腐敗深淵？
絕對權力
我國現行的交通投資體制是在交通系統內部封閉運行，采用投資、建設、管理、運營“四位一體”的管理模式。一切規費資金由交通部門自行征收使用，對外融資實行統貸統還，獨立設置項目法人，再加上不受制衡的招投標市場，導致政府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個人化，個人權力絕對化。交通廳既是投資者，又是管理者；既當發包商，又當承包商。如此巨大的權力，掌握在廳長一個人手里，不出問題也難。
以從貴州省交通系統挖出的一長串“蛀蟲”為例：交通廳原廳長盧萬里任命了廖勇為貴州省公路工程總公司總經理，這位總經理又利用職務便利任命了一些分公司經理，而交通廳項目的招標和公路公司承包項目的轉包、承建，就被這些人玩弄于股掌之上。他們“官商不分，互相照顧”，把納稅人分毫聚集起的國家項目投資當成揩油的私人金庫。
貴州省紀委駐省交通廳紀檢組長、交通廳黨組成員龔仕金認為，按現行干部人事制度，一個單位的權力往往集中在一把手手中，事情的最終決定權由一把手說了算。如果一把手個人品質不高或道德滑坡，就容易出問題，甚至出大問題。
監督真空
交通廳長們“前腐后繼”，促使人們發出這樣的疑問：紀檢監察部門哪里去了？交通部紀檢組一位官員說過，中紀委曾明文要求各地廳內紀檢官員不要從內部產生，但出于歷史原因，現在大部分交通廳紀檢組長是交通系統出身，沒有體制外的監督。
貴州省交通廳綜合計劃處處長周明中認為，在盧萬里腐敗案件中，工程設計變更、資金撥付、材料采購、質量監理等工程建設過程中關鍵環節嚴重失守，沒有完善的監督制約機制和對施工方的有效監督，是盧萬里腐敗團伙屢屢得手的重要原因。如大滑坡的治理等一些突發性的設計變更，往往不按基本的程序辦，而是由盧萬里等少數人拍板，結果使一些人得以從中虛報冒領、大肆侵占工程款，有的從一個設計變更中就多撈上百萬元。在材料采購中，管理失控、監督不力的現象尤為驚人。盧萬里等人曾以保證工程質量為由，硬性規定由甲方統一提供瀝青、鋼材、水泥等重要建筑材料。而在質量監理上，也存在監理人員為施工單位、承包商“打埋伏”，甚至相互勾結、坑害國家的現象。
雖然省紀委也向交通廳派駐了紀檢組，但紀檢組無權查辦單位一把手，只能將此上報省紀委，由省紀委決定查辦與否；紀檢組雖是廳黨組成員卻排行老幺，紀檢組長在廳里實際上是歸一把手管，因此一位紀檢組長匯報不匯報、如何匯報所在單位領導的情況受到多方面限制。交通廳監察室主任往往是由廳長一手提拔，在監督單位一把手方面純粹是聾子的耳朵———擺設。難怪有人總結說：上級監督下級太遠，下級監督上級太難，同級監督同級太軟，法紀監督一把手太晚。
加強制約，完善監督
綜觀交通腐敗案，解決之道是斬斷政府部門與交通設施建設、經營之間的利益聯系。比如，目前上海的高速公路建設中，有7成是由民營資本打造的。上海福禧投資公司擁有滬杭高速公路上海段99.35%的股權，成為工程從建設到監理的主角。很難想像一個“自己花錢買料做菜”的企業會不精打細算。而在這樣的“公”與“私”的博弈中，市場競爭主體是平等的，交通部門才能真正將心思放在對他們的考核比較上，放在對公共設施質量與公共服務效果的監督上。
有政協委員指出，應盡快實施以項目、資金、市場互相分離、彼此制衡的交通投資體制改革。就省級而言，重大建設項目的提出、批準和管理一律由交通廳和省發展計劃委員會共同負責，但以計劃部門為主；資金管理包括規費征收、貸款的監控等由交通廳和財政廳共同負責，以財政部門為主；項目法人的任用和監管由交通廳、省企業工委共同負責，以企業工委為主；公路建設項目的招標進入有形建設市場，由省建設廳主管；交通廳把工作的主要精力放到對交通運輸發展戰略的規劃管理、工程質量和交通運輸的行業管理以及公路建設和運輸管理的協調發展上來。
在權力尋租退出交通投資體制之前，完善監督還是關鍵。最高人民檢察院職務犯罪預防廳廳長敬大力說：“從根本上解決預防職務犯罪問題，就是將預防機制建設納入法制軌道，堵塞現行監督體制和立法上的漏洞。”
(轉自半月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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