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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亮
記者近日調查發現，政府干預微觀經濟活動趨于“隱性化”。一些政府的“隱性之手”花樣繁多，最突出的表現是優惠政策“比拼”。
福建南平市在引進一個外商投資的電解鋁項目時，給出電價0.4元的優惠，但沒有想
到的是，這家企業最終選擇在江西落戶，原因就是對方給出更低的電價。在合肥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每畝地的成本價在30多萬元，而工業用地地價只要5萬元/畝。在稅收方面，國家稅務總局的規定被架空。不少地方名義上實行“五免五減半”，私下還以獎勵的方式變相將部分地稅返還給企業，一些地方行“十免、二十減半”之實，以此招徠投資。此外，地方政府還大量利用“政府采購”等手段對來本地投資的企業進行“扶持”。而且在進行產品招標中，本地企業“中標的可能性最大”。
記者發現，雖然新一輪重復建設浪潮中唱主角的大都是民間資本或者外資，但民間投資的背后有大量銀行貸款的“跟進”，投資風險可能導致金融風險。
記者采訪了一位到福建省進行鋼鐵項目考察的民營企業負責人，他向記者透露了這樣的“算盤”：投資建設一家鋼鐵企業，自有資金只要占到總投資額的三分之一左右就差不多了，首先有政府幾乎是白送的土地，再就是我們會要求地方政府協調金融機構的配套貸款，在目前鋼鐵市場行情不斷高漲的情況下，鋼鐵企業年投資回報率高達30%以上，一般三年就可以收回自己的投資。至于三年以后怎么樣，行情好企業就繼續有錢賺，行情不好背包袱的是地方政府和金融機構，大不了我們破產了事。
地方政府為何無視重復布局，紛紛伸出“隱性之手”大上項目、干預微觀投資活動？其病灶出自考核病根。安徽省一個官員說：“如果兄弟地區的產值增長了25%，你只增了15%，上級考核時就會覺得你比別人慢，并沒有人去分析誰是可持續發展的，誰在殺雞取卵。”福建省一位副省長認為，在地方官員的政績考核中，能否形成稅收、利潤和效益綜合考評機制是實現產業合理布局、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一環，而其關鍵，是將科學發展觀引入到政績考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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