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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央行上周日宣布，提高內地銀行的存款準備金比率，一次過“凍結”內地金融機構可用資金1100億元。這一宏觀調控措施旋即受到廣泛關注，并被視為是央行為抑制內地過熱經濟而落的一劑猛藥，甚至與1994年時內地的宏觀調控措施相提并論。我們擔心中央雖有決心嚴防經濟過熱，但如今國情跟10年前已不一樣，而且不少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至今還未有認真看待有關問題，所以中央的調控措施可能會事倍功半。
中國經濟確實存在一定程度的過熱現象，許多數據都已有明確的體現，內地社會對此分歧并不大。央行早在去年9月就曾嘗試透過提高準備存款準備金比率來減少商業銀行對部分行業的過度投資，但效果并不顯著。在去年投資增長接近翻一番的基礎上，今年頭兩個月，內地鋼鐵行業的投資增幅仍然達到驚人的172.6%，水泥行業在建項目計劃總投資比去年同期亦猛增133%。與此同時，中國的通貨膨脹率今年前兩個月也分別比去年同期上漲3.2%和2.1%，而且各種象表明物價上升趨勢明顯，就連香港近來也感受到內地物價上漲的壓力。正是基于這樣的宏觀經濟形勢，溫家寶內閣本月9日判斷必須加強宏觀調控，堅決控制投資過快增長，嚴防通脹惡化，以免經濟大起大落。
不過，必須看到的是，內地對于中國經濟目前究竟過熱到什么程度，是否已出現全面過熱，仍未有共識。尤其是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認知差距明顯。雖然國務院從去年下半年就開始提出宏觀調控的口號，但地方政府卻廣泛未認真看待。這一輪的經濟發燒，主要是地方政府加速投資所致。國家發改委的統計數據顯示，今年頭兩個月中央項目投資只增長12.1%，地方項目投資卻猛增了64.9%。顯而易見，地方政府并不完全認同中央政府對宏觀經濟形勢的判斷。
而且，這一輪通貨膨脹中的糧油產品價格上漲，實際上又是溫家寶內閣和廣大農民期盼已久之事。前幾年中國農民收入增長緩慢，未能從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中獲益，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糧油產品價格的長期偏低。溫家寶內閣將增加農民收入作為今年施政的重要目標，沒有糧油產品價格的上漲又怎能實現﹖
所以，將目前的中國經濟過熱現象與1994年時的經濟過熱現象相提并論，很容易把問題簡單化。同樣，將現時中央所采取的宏觀調控措施和1994年時朱镕基所采取的宏觀調控措施相提并論，也是不恰當的。至少，1994年的中國經濟，仍然帶有濃厚的計劃經濟色彩，朱镕基也因此可以一言九鼎。10年后的今日中國經濟，已基本上稱得上是市場經濟，溫家寶已不可能再以快刀斬亂麻的行政手段來解決地方經濟中的部分過熱問題。即使央行目前所采取的措施，也只能強調其目的是在減緩內地通貨膨脹壓力、抑制內地部分行業的過熱現象，而且，其真正效益要在半年之后才能顯現。
可以判斷，目前中國宏觀經濟出現的一些現象，如通貨膨脹開始形成、原材料和電力短缺等，都是在20多年持續高速增長后，必現會出現的局面。同時，對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而言，沒有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根本無法為龐大的勞動力人口找到出路，因此，中國政府此次宏觀調控的目的，應當說是要讓中國經濟能夠歇一歇，喘口氣，從而能夠避免大起大落，能夠走得更久更遠，實現真正的可持續、協調發展。若要落實上述“軟著陸”的最佳設想，地方政府跟中央的配合是必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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