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對外貿易法的出臺，使公民及企業的公平的經濟權在歷經25年的改革后終獲確認。但接下來的問題是，行政管理系統能否適應這一轉變，中國何時從貿易大國成為貿易強國

　　□本報駐滬記者 王豐

　　4月11日晚7點，車向明(化名)與幾個朋友在上海巨鹿路一間名為SoHo Pub的酒吧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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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紐約風味的自助餐。席間，他們興奮地談論著幾天前中國通過的一項法律。

　　4月6日上午，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修訂后的《對外貿易法》(以下簡稱新法)。新法規定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依法登記后，可以從事貨物和技術的進出口貿易。

　　車向明曾在上海一家香港貿易公司做了3年外貿業務，18個月前辭職，然后利用原有客戶關系，操作起了出口生意，他說，這樣做的原因是個人操作在成本上更具競爭力：一般是為境外客戶采購輕工業品或工藝品，一旦客戶對樣品及價格滿意，小額交易(一兩萬美金)，外商會直接付現金，稍為大點兒的單子就要掛靠到有進出口經營權的外貿公司名下運作交易，自己的收益就要從關系牢靠的一方給予的傭金來體現。

　　161年前以貿易起家、開埠并發達起來的上海灘，近幾年產生了不少車向明這樣的人，這一群體已經有了一個代名詞——SOHO一族，他們的共同特征是，在國有外貿公司、外資貿易公司或相關政府機構掌握了進出口操作技術，并擁有客戶網絡，然后以自然人身份運作交易，辦公室在家里，固定資產只需要一臺可以上網的電腦，一部電話，外加一部傳真機。

　　新法給了SOHO一族一個積極的回應，根據原外貿法第8條的規定，中國的自然人不能夠從事對外貿易經營活動。而新修訂的外貿法將對外貿易經營者的范圍擴大到依法從事對外貿易經營活動的個人。

　　這同時意味著外貿公司靠“外貿經營權”吃飯的時代從此消失了。上海一家老牌外貿公司的老總自嘲說，我們就像是秋后的螞蚱，蹦不了幾天了。

　　但事實上�焽�有外貿公司內外環境早已發生巨大變化。從1998年國家不斷放開外貿經營以后，外貿公司的職員們已經大量外流，有人在長三角地區成立了自己的工廠，利用貿易公司的名義實際操作起了有源貿易——將貿易變成生意的一個環節，而不僅僅做無源貿易——單單以代理費為生�犨�有人成為車向明一類的個人外貿操作者。而更多如中糧、中國五礦公司這樣的大中型外貿公司�熢缫验_始延伸業務鏈，將外貿僅僅作為自身產業服務的一個環節。

　　不過，商務部條約法律司司長尚明說，新法在今年7月1日正式實施后，不意味著任何一個自然人都可以進行外貿交易，具體門檻的標準，有關部門正在緊張地制定當中。

　　　　推開最后一扇門

　　“新法的亮點之一是將對外貿易經營的審批制轉變為備案登記，給企業法人、經濟組織以及自然人以基本的經濟權。”對外經貿大學中國WTO研究學院院長張漢林評價說。

　　關于此次修改《對外貿易法》的目的，張漢林說，中國1994年出臺的第一部《對外貿易法》，本身有時效性和過渡性，當時處于短缺經濟狀態，中國經濟的開放度、國際化程度都很低，內容上更多是原則性的東西，不具有可操作性。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副主任沈四寶說，新法的出臺，是經濟界的一件大事。原來外貿僅是一個國民經濟的組成部分，沒有像現在這樣舉足輕重。

　　沈四寶舉例說，去年對外貿易總額超過8500億美元，僅次于美、德、日，是第四貿易大國，而去年GDP是1.2萬億美元，外貿依存度超過了70%。與1994年不可同日而語，當時的進出口額是2366億美元。

　　2003年底，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邀請沈四寶到中南海講演時，對沈四寶說，我們對其他法律還懂很多，但對外貿法確實了解還不多。

　　從吳邦國委員長謙虛的表白，沈四寶感到，外貿法從外貿口走到全民中間去的時候到了。

　　“在美國，最受重視的法律是環保法、外貿法，因為與人們生活質量水平密切相關。通過對外貿易，人們不出國就可以得到世界水平的產品與服務。”沈四寶說。

　　“這也是中國履行國際義務，與慣例接軌的需要，按照中國入市承諾，與過去外貿法有沖突的地方，將承諾轉化為國內法，進而實施。”張漢林說。

　　不過，作為外貿領域的基本大法，新法的出臺，也意味著相關配套法規、規章必須盡快跟上，才具有執行力。

　　中國商務部條約法律司司長尚明透露，“支撐的法規規章至少有幾十個�煱摧p重緩急�熯@些文件正在緊鑼密鼓的起草當中。”

　　貿易能力的全球化競爭

　　在法律上與WTO規則保持一致之后，貿易能力成為中國入世后的重大挑戰之一。

　　“貿易能力建設就是外貿法實施的能力建設。”對外經貿大學中國WTO研究學院院長張漢林說。

　　但貿易能力與經濟發展水平是成正比的。新法本身解決不了這個問題，解決之道則是使國內各區域的經濟平衡發展。

　　張漢林認為，這種能力是系統的能力而不是個體的能力，這個系統包括政府、行業協會、中介組織、研究機構、企業以及自然人，中國的貿易能力取決于他們之間的充分協調能力，而不是某一角色單個的能力。

　　如美國農業部，它的職責是研究中國市場的需求情況、法律法規情況并以此為其他部門服務，而行業協會則即時監測中國市場產品的價格，企業則以此為根據確定產量以及進行交易決策，各個角色協調一致，構成了美國強大的農業貿易能力。

　　中國的新法通過后，越來越多的個人與企業將擁有進出口權，這要求個人、企業、行業中介組織、協會、政府、研究機構必須加強互動協調，以應對可能遭到的反傾銷。

　　“否則，一旦遭受國外的非關稅壁壘——比如綠色壁壘，易成為人家攻擊誹謗的根據，其負面作用就會被國外媒體或民眾不斷放大，產生消極影響。”

　　另一方面，原來的外貿主要靠關稅壁壘、配額、許可證等工具進行管理，現在，關稅壁壘極大弱化，政府對外貿運行的控制工具減少了，從而代之以非關稅壁壘，如補貼保障措施，又產生新的貿易壁壘、綠色壁壘、道德壁壘等。

　　“所以必須克服新格局下產生的貿易障礙，可能的措施如貿易調查、貿易救濟，但這些都是全新的嘗試。”張漢林說。

　　過去的一年，美國、日、歐盟等國對中國發起的貿易沖突不斷，新法按照WTO規則，給出了貿易調查、貿易救濟機制，從而使國內企業維護正當權利有法可依，反應更加迅速。

　　沈四寶說，按照中國入世承諾，我們不但要履行義務，還要將享有的權利轉化為國內法，將權利用好用足。

　　此外，從微觀上講，檢測貿易能力的指標體系在我國還沒有建立起來。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副會長薛榮久教授說，中國目前已進入協調健康發展的階段，促進中國從貿易大國到貿易強國。

　　中國入世后，進出口額一年上一個臺階：2001年居全球第六位，2002年第五位，去年第四位，這時，中國面臨一個大問題——如何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轉變。

　　而現實情況并不樂觀。一方面，從結構上看，在去年的8500億美元進出口總額中，加工貿易占了50%左右，外資企業進出口貿易額也占到了50%左右。

　　另一方面，進出口額量大了，但效益還不是很理想。這就引出了貿易效益如何衡量的問題。

　　目前的統計指標體系，局限于某一段時期進出口額比上一時段增長比率，以及增加多少外匯收入，僅此而已。

　　而國外已經開始發布貿易條件指標。比如凈貿易條件。

　　凈貿易條件的含義是，上年出口一個單位產品的價格，換來多少單位的其他產品回來，如果今年換回同樣的產品的單位增多了，意味著貿易條件好轉，說明出口產品的單位價值增加了，否則就是貿易條件惡化。

　　國外有一個概念叫貧困增長，貿易條件不斷惡化條件下取得的增長就是貧困增長的表現之一，由于我們目前沒有貿易條件的統計數據，很難判斷中國有沒有貧困增長，但一個現象是，除去來自外資的進出口額，中國目前大多產品價格上不去，只能實現數量增長。

　　行政管理系統遭遇挑戰

　　把商務部徹底推向服務與監管的角色，是新法與舊法一個重要區別。尚明說，原來的外貿法比較側重于管理，比如體現在外貿經營權的審批上，以及配額、許可證管理方面，新法則強調監管與服務，并以建立統一、開放、有序市場為目標。

　　新修訂的外貿法根據對外貿易管理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結合對外貿易管理的實際需要，補充、修改和完善了有關法律責任的規定，通過刑事處罰、行政處罰和從業禁止等多種手段，加大了對對外貿易違法行為以及對外貿易中侵犯知識產權行為的處罰力度。

　　此外，新修訂的外貿法還增加了維護進出口經營秩序、扶持和促進中小企業開展對外貿易、建立公共信息服務體系、對外貿易調查、對外貿易救濟等內容。

　　這些內容都對我國的行政管理系統提出了挑戰。

　　“我們的干部與行政機關，不太適應這種變化。受到長期作為行政機器運行慣性的影響以及人治、不典型的市場經濟的影響，他們更習慣于用原來的紅頭文件來管理。”沈四寶說。

　　“而在各國競爭力的比賽中，行政管理能力已成為國際競爭力的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

　　張漢林則認為，要想從貿易大國發展成為貿易強國，必要條件是規范的法律體系，而建設規范法律體系過程本身就是行政部門放權的過程。只有放權，才有更多的精力和時間來監管并對違法行為實施打擊。

　　另一方面，新法的實施，很可能出現貿易大法的統一性與地方保護主義的頑固性硬碰硬的狀況。

　　沈四寶說，中國入世承諾中有兩條大原則，一是我們的國內法與WTO原則保持一致；二是國內法統一實施，中國境內所有的省市自治區直至鄉一級政府，都要統一法令。在他看來，根治地方保護主義問題，是一個難題，也是一個急迫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