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追求更幸福的生活，農民是應該進入城市，還是應該留在土地上？

　　　　從1990年開始，山東青州一個叫南張樓的自然村所發生的變化，給我們提供了與當前大部分農村不同的解決方案。

　　　　作為山東省和德國巴伐利亞州的一個合作項目，德國人把享譽世界的土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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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帶到中國這個普通的鄉村。這個經驗曾在二戰之后有效地消解了西德乃至整個歐洲城鄉差距拉大、大量農業人口涌向城市等社會問題，其核心理念是實現“農村與城市生活不同類但是等值”。毫無疑問，它所指向的也是中國農村最迫切的現實問題。

　　　　“巴伐利亞經驗”在南張樓村經歷了15年實踐，部分地達到了最初的目標，然而它也不可避免地與中國農村的現實發生碰撞。

　　　　比如，很有意思的一個事實是：南張樓確實實現了把村民留在農村，但更多是通過大力興辦非農產業，這一切恰恰是在違背“巴伐利亞試驗”初衷的背景下完成的。

　　　　現在的南張樓肯定不是德國專家理想中的中國新農村的范本，但它也顯著區別于中國農村大批農民進城打工的常態，某種意義上，它是德國經驗與中國現實互相作用又互相妥協的一個結合體。無論尷尬多些還是收益多些，這沉甸甸的15年，是中國人為“三農”命題求解的一次獨特實踐，南張樓的意義更是超越了一個4000人的村落本身。

　　□本報見習記者 徐楠

　　3月22日，約根.維爾克到達山東省青州市(濰坊下屬的縣級市)南張樓村。

　　這個63歲的德國人是漢斯.賽德爾基金會中國—蒙古處處長，在山東省外辦他有個雅號叫做“德國白求恩”。下了車，和以往一樣，頭一個迎上來的還是留著寸頭、腳蹬布鞋的袁祥生。他們相識15年了。

　　維爾克的中國之行也有差不多30次了。這15年，他們一直在為南張樓村的“城鄉等值化”試驗而奔忙。這是何等感慨系之的一段合作，就如同共同參與了一個孩子的培養，眼看著他一點點成長起來——盡管并不完全是當初期待的模樣。

　　從巴伐利亞州到山東省

　　1987年，山東省和德國巴伐利亞州締結友好省州關系，巴州和賽德爾基金會共同確立了一系列援建項目。帶著為項目選點的使命，維爾克第一次來到青州市南張樓村，這個4000人口的大村，除了大片農田和一個冒著黑煙的磚窯，幾乎什么都沒有。矮胖的村支書袁祥生在前面帶路，高大的維爾克跟著他趟過村里的爛泥土路，走過成片的垃圾堆，穿過村民驚奇的目光。

　　橫七豎八的農舍、坑坑洼洼的地塊，這些景象在北方村莊里，再常見不過了。

　　那一年，袁祥生41歲，已經在南張樓做了14年村支書。

　　項目的名稱是“中德土地整理與農村發展合作試驗區”。維爾克的背后，是德國巴伐利亞州享譽世界的土地整理經驗。50年前的德國面臨農村人口涌入城市的問題，農業凋敝，交通落后，自然環境和基礎設施惡化，城鄉差別越來越大。維爾克說，這就是今天中國的現實，德國已經走了彎路，希望中國不要再走。

　　賽德爾基金會想在中國山東做成這件事。

　　1990年，一個農業職業教育中心首先在山東平度建起，村莊實驗作為其子項目來立項，基金會聘請的聯絡負責人常駐平度。袁燕那年剛8歲，現在她已經在村委會辦公室工作：“選咱村是因為典型啊——六條：不靠城，不靠海，不靠大廠子，不靠大路，沒礦，人多地少。”她說的這些都是袁祥生后來的總結。

　　就在那一年，4名德國人進村住了一個月。他們分別是土地整理、水利和建筑方面的專家，還有當時巴伐利亞州土地整理司的司長馬格爾。他們的任務是幫助南張樓制定長期發展規劃。

　　村里按照基金會的要求組織分組討論。“婦女組要拖拉機；學生組要求改善學校條件；工業組要新設備、要接受培訓；老年組要求整修道路，改造房屋……”袁祥生每組討論都參加了，代表們提的全是“要錢的事”。

　　“無償的資金援助”，這是村里人當時對項目的本能理解。

　　“德國人聽了咱討論的那些要求，也不表態，只是笑，估摸聽出全是在要錢。”事后大家猜度著。

　　最后形成的《南張樓村發展規劃》實際上是張藍圖，把村子劃成了四個區片：大田、教育、工業區和公共設施，總的原則是：同類的功能要連片。規劃不涉及定量目標，也不提資金的事，項目通過論證后，基金會承諾需要花多少錢就撥多少。

　　從那以后，村中大會小會必談項目的進展情況。

　　首先是土地削高、填洼、整平、劃方，每個基本“方”東西向300米、南北向350米，當季的糧食一打下來，就重新分了地。田間主要道路硬化了，寬的地方能開小汽車，大田比以前整齊了，播種機、收割機可以沿直線開過去。

　　接著就是修路。“以前下雨天根本出不去人！全是爛泥。”不滿20歲的袁樂依然清楚地記得兒時的景象。

　　房屋之間的“胡同”也全部重新整修，路面正中間挖一凹槽，用來排水。

　　幼兒園和初中的舊房子徹底扒掉了，在規劃中的教育區重建起來。小學校來了德國客人，人家在黑板上寫下一行德文，翻譯朗聲念出來：“南張樓的小朋友，你們好！”1994到1995年，基金會分批選送小學教師到上海、阜陽等地去培訓。中學新建了圖畫室、微機室、勞技室等等。幼兒園和小學的桌子設計成半個橢圓的形狀，拼起來孩子們就能圍成一圈；中學的桌子做成梯形桌面，幾張桌子能拼出個封閉的形狀，是大家圍坐討論的空間。

　　幼兒園以南蓋了長廊、亭子和小型雕塑，整片區域被劃定為“村民休閑用地”。

　　1989年6月，袁祥生第一次赴德考察。后來他向基金會主動提出選派年輕人到德國留學。1992年，袁普亮和袁東升開始在慕尼黑歌德學院學習德語。1996年，又去了袁普華和張敏。此外，德方每年資助幾個青年到平度、上海、阜陽等地去接受職業教育。

　　2000年，“南張樓文化中心”落成，這是一座禮堂，全村共有1013戶，這里有1013個座位。但歐式立柱和歐式色調使它呈現出很不“中國”的風貌，被德國專家說成是“建筑垃圾”。

　　2002年，民俗博物館在文化中心北側落成，這是袁祥生去巴伐利亞農村考察時的學習成果。挑角飛檐的兩重院落，完全是中國古典建筑風格。展品從村民手中收集，每件上面都用橡皮膏粘個小條，寫上捐贈人的名字。本以為德國人會對此滿意，沒想到馬格爾又急了：“這是規劃好的休閑用地，怎么能隨便占用？”

　　1990年制定的區片規劃，如今已經基本完成。賽德爾基金會前后投入約450萬元人民幣。2000年，南張樓項目在46國國際農村發展研討會上被專門介紹。2002年，中德建交35周年大型紀念活動在北京舉行，安排南張樓派出了一個代表團，講解和翻譯全由該村村民來擔任。這件事在人們的眼里，被看作是賽德爾基金會極為滿意的象征。

　　“副業”出名的南張樓

　　“外村的姑娘說給南張樓的人家，男方哪怕是腿腳不太利索，哪怕長得孬點，都能將就——關鍵他們村里副業多。”相鄰的郭集村村民張秀說。

　　三月的鄉間滿眼是油綠的麥田，南張樓成了小島，被包圍在中間。

　　油綠色中間，往往只有幾個稀疏的人影，很多時候一個人也看不到。

　　張云珍白天的時間就守在自家的美容美發店里，她說：“坡上(農田里)的事現在不咋費工夫，有時半個月也不到坡上去一趟。麥子一春三水(澆三次水)就夠了，一畝地花個半天功夫，俺家三畝地，一半天也就完了。收的時候專門有人開收割機，一畝三四十元錢租上，就都打下來了。”

　　所以，她的丈夫袁可貴從機械廠下班回來，就能坐在屋里安閑地翻翻《齊魯周刊》，晚上踏踏實實看電視。南張樓的廠子每年放秋假和麥假，各二十天，除此之外沒有公休日。這里工廠的工作時間是上午7時30分到11時30分，下午12時30分到4時，余下點時間，留給人們去照看自家的田地。

　　上班累了，生意忙了，經濟上有底氣了，農活就被包出去做了。趕上農忙季節，有三四百名外村人在南張樓替人收麥子。

　　中午11時30分，村里的三家飯館開門營業了。都是家庭經營，父親算賬，兒子下廚，閨女端盤子。客人有不少是來村里談生意的，也有很多跟袁長海家一樣——兩口子都在廠里上班，中午從飯館炒菜帶回去。

　　下午2時一過飯館就關門，店主一家人該跑買賣的跑買賣，該下地的下地。

　　南張樓目前的經濟總量里，農業約占40%。一般村民家庭平均至少從事兩項“副業”：上班、種地、開店或者經辦企業，選擇多了，生活的底色就變了。

　　眼下還有約100名村民在國外務工，村子的人口保持在4000左右，沒有青壯年勞動力大規模外流。維爾克認為：“項目是成功的。”

　　但很多南張樓人認為，改善生活并使他們留在農村的最主要原因，并不是德國人的試驗，而是“副業”的興旺。不難發現：賽德爾基金會所做的文章，始終緊緊圍繞“土地”。曾擔任村干部的袁崇武說：“看起來他們是更重視教育和群眾福利，對工業上的事好像不咋感興趣。”然而，工業是這里最出名的“副業”。離開了它，南張樓的變遷恐怕要失去一層最堅實的地基。

　　借助外力的同時，南張樓沒有停止過產業結構調整的自身努力。袁祥生說：“咱兩國工業水平差距太大，他們的工業咱還達不到，咱的工業他們也搞不來！”

　　1970年代的一孔磚窯和一個油坊，是南張樓最早的“工業”。磚窯被德國專家堅決叫停了，因為嚴重污染環境。1984年村里建立了石油機械廠，選派16個年輕人出去學技術，面向東營油田加工石油機械。后來有了織布廠、化肥廠、飼料廠，因為臨近壽光蔬菜集散中心、周邊蔬菜大棚的種植面積很廣，村集體又做起塑料農膜回收造粒。前前后后加起來，現在共有七八十家企業。

　　目前南張樓村固定資產由1990年代初的幾百萬元，增加到現在的五六千萬元，年人均純收入接近5000元。村子西邊辟出了一片150畝左右的“開發區”，基本相當于土地整理帶來的耕地面積增量。往后村里新辦的民營廠子會從那里冒出來。

　　袁祥生去溫州考察的次數最多，他認準了搞民營企業的路子，因此2001年村集體企業全面改為民營時他絲毫沒猶豫。“村里不背那個擔子了！”縣級公路經過南張樓的路段，左右兩邊平房小院整齊劃一，塑料造粒機械24小時不停轉。

　　就是這七八十家企業，從根本上改變了村民的生活，它們使80%左右的非農業人口成為可能，使青年在農村的職業選擇成為可能。這個數字，還會不斷增長。

　　村子依然是4000來人的規模。在賽德爾基金會的幫助下，村里不再為交通、文教犯愁，南張樓也以文教中心和集貿中心的功能幅射周邊的自然村。缺少了土地整理后的高效率耕作，“副業”的興旺同樣是不可想象的。人們留在這里，幾成是因為有了平整的道路和整齊的農田，幾成是因為闖世界辦廠子帶來了經濟收益和生存空間？沒人想過這問題。這個村莊的15年有太多記憶，它還來不及細細梳理。

　　“厲害”的“袁村長”

　　為了陪同維爾克，袁祥生這些天就住在青州。

　　他熟悉這里，不亞于熟悉南張樓。這個莊戶人曾是青州市市委委員和濰坊市人大代表。村里到青州不到30公里，到濰坊84公里，他的圓口布鞋無數次在清晨踏進市政府大樓，在那里他豎起耳朵聽著各種各樣的項目信息、投資信息、企業信息。

　　1987年，德方要搞農村項目的消息就是這樣被他聽到的，他決心抓住這個機會。第二年他的拉達車跑了51趟濟南。后來省政府的門衛都知道：“青州那個胖子又來了，不用登記。”

　　進入進一步的考察論證時，德方要求中方提供一幅村莊、土地全貌的空中照片，和兩幅帶比例尺和高程的村莊田地地圖。袁祥生也不知道這些東西怎么弄法，但他當即表態：“一年時間沒問題！”德方專家說，巴州的一個村子搞這三幅圖要3年時間。袁祥生憋了個大紅臉：“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一年時間保證完成。”馬格爾當場豎起大拇指。

　　經過與德方專家的多次接觸，袁祥生慢慢明白了：德國人理想中的農村，是安守鄉土的，是自足的、寧靜的。然而對中國農村的事情，他早有一套自己的看法。“不就是戶口本的皮皮顏色不一樣嗎？咱莊戶人哪點比城里人差？我就不信這個邪！”

　　袁祥生倒是希望村民走出去。村里對考出大學生的家庭給予一次性的物質獎勵；袁祥生親自去給初中生演講，鼓勵他們“出去闖闖”。在南張樓初中念過書的劉建強大學畢業后到青州市當了記者，回想起初中生活，他第一個想起袁祥生的演講。

　　1992年一個華人從阿根廷回村探親，這讓袁祥生冒出了新想法。雙方達成合作意向：安排村民到阿根廷務工，合作創辦華生農場。誰也沒料到這個開端有多重要。那個時候農村最響亮的口號還是“離土不離鄉”，可袁祥生已經在大會小會上說：“出去一個富裕一戶！”

　　什么辦法都用上了。不少青年人先以商務考察簽證出國，再轉為勞工簽證。

　　南張樓的很多人家都并排掛著世界地圖和中國地圖，“出國打工的多了，咱得看看他在啥地方”。

　　后來有人說：論境外勞務輸出，南張樓在青州搞得最早，等別的村都開始張羅，他們出去的頭一批人已經往回返了。袁長海1996年出國，5年后從美國回來，蓋了新房結了婚，又資助家里搞了個自營的奶牛養殖場，他說：“這幾年我愛玩，花得兇，拿回來近20萬人民幣吧，在村里不算多的。”

　　機械廠、織布廠、塑料廠，直到現在的奶牛養殖，南張樓搞什么，周邊村子就跟著學什么，但它總能快一步，出國打工回來的人“腦子活，見世面廣，做起買賣反應也快”。

　　袁祥生說：德國人對這些是一知半解的，“有些事沒告訴他們”。

　　村黨委會召開的時候總是天剛擦黑。村委會小樓里燈光雪亮，袁祥生站在大幅的巴州風景圖片前面，講他在國外的鄉村見聞：“一戶就老兩口，看不見邊的大田全用機器耕，得空了倆人就騎馬進山去。人家那山呀、路呀，干凈得像洗過似的。”婦女主任鄭慶彬很久以后還記得這些話。

　　當初搞項目時，有人嫌道路規劃砍了自家的樹，有人嫌公共用地擠占了自家的院子，袁祥生一句話：路照修！誰家不樂意就隔過去，最后誰也受不了下雨天堆在自家門前的爛泥。德國專家再來時，只看到平平展展的大路和胡同。他們感慨：這是“人與人之間緊密聯系的情感和友誼”。袁祥生還是不吭氣，翹著二郎腿抽他的煙。

　　維爾克把項目獲得的成功評價首先歸功于“袁村長”：“他很厲害——大家談規劃的時候他說起一些想法，我們只是聽一聽，等到再來的時候，已經變成現實。”

　　德國的風和中國的空氣

　　清晨，袁祥生散步歸來，坐在賓館大堂等著維爾克。

　　與德國人打了15年交道，架也吵過，臉也翻過，這個敦實而狡黠的山東人，最終還是擺了張合影照片在自己的案頭，上邊印著“珍貴的友誼”。

　　1993年巴伐利亞州州長來訪時，村里正在為中學配備桌凳。用于教師辦公桌椅的5萬元已經到位，要求按照德方提供的圖紙制作。為了趕在州長來時裝備好，袁祥生拍板買了40張三屜桌代替，后來項目負責人把錢要了回去，那一次袁祥生火了：“我不用你的錢也能把中學建起來！我不陪你了！”事后他又后悔——人家按要求辦事，于理不虧。

　　很多時候，他不得不心服口服。1993年給幼兒園做桌椅，德方項目負責人“為一顆釘子釘在哪，都能和木工一起研究幾個小時”。費解歸費解，用了六七年后，買來的桌子都快散架了；可他們指導制作的桌子，至今都沒有變形。

　　小學音體美教師是基金會組織培訓的重點對象。一人一個圖畫本，每天的功課是“發揮想象力”畫各種東西。四方形的蘋果，或者長著翅膀的魚——都是黑板上的示范。

　　回村后，“學以致用”的具體做法是給學生布置命題作文——《二十年后的我》、《四十年后的學校》、《五十年后的我們村》。學生們的作文本中，寫得最多的是：“四十年以后，我們的學校一定變得更現代化、更美，有很多高級的設施。”

　　袁珊珊今年讀高三，袁華在平度念職業教育，他們對自己初中時勞技培訓的回憶，都只是幾節木工課，“畢竟還要中考嘛”。

　　對于村莊發展規劃討論會，普通村民沒有興趣。“一般村民？你拽他來都不來，來了也坐不下去——開這會又沒啥經濟效益。”當年的大隊干部袁崇武說。

　　幾乎沒人記得德國人印的問卷調查表上都列了些啥問題，“問咱滿意不滿意，讓畫勾那咱就畫勾唄。”

　　“德國人為啥來？咱沒詳細問，但總覺得吃不透那個精神。”

　　“是不是要挖什么礦？在咱這里提煉啥東西？”

　　各種各樣的議論在村民中流傳，時間久了也就慢慢平淡了。

　　論證規劃的一個月，是德國專家在村里停留時間最長的一次。再往后，每次最多三兩天。田間匆匆的走訪、辦公室里長長的會談，對村民來說，項目漸漸隱退到生活的背景之中，德國客人的形象模糊了。

　　今年20歲的袁偉說：“要是沒人提起來，差不多都忘了有這項目了。”

　　國土資源部土地整理中心的副書記徐雪林說：“土地整理這方面，群眾參與得還很不夠。”

　　開發區沿路的一排小樓使德國專家相當不滿，然而對于村民來說，住在那里就是富裕的象征。他們說：“那些在開發區蓋新房的，都在青州城里買了樓呢！”建筑式樣的否定是容易的，有關“先進”和“落后”的價值標尺卻極難改變。

　　民俗博物館建成了，袁崇武負責拿鑰匙，他經常在里面獨坐一天。有村民說：“俺的名字還在那磁盤子上貼著呢，有啥看頭？再說，俺家門頭(雜貨店)上忙著哩。”小推車、老油燈、村史陳列，還有走廊側墻上“二十四孝”故事的刻畫玻璃磚，只好蒙塵。在村里，博物館是最地道的中國仿古建筑，也是最孤獨的建筑。

　　張云珍夫婦已經把兒子送到青州的親戚家去讀初中，他們還是覺得那樣孩子才能有大出息。“現在看咱日子也不孬，城里有的咱這也有，可你想想：啥好東西不都是先到城里，然后才到咱莊里的嗎？”

　　德國人帶來的沖擊是風，而南張樓落腳的這塊土地，是它的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