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新經濟學基金會蒂姆·杰克遜教授

　　經濟持續增長并不一定意味著人民生活滿意度的增加，正當中國試圖反思“唯GDP”論的時候，英國新經濟學基金會剛剛推出的MDP經濟衡量模式令人耳目一新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 格灝 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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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DP漠視工廠的正常運轉和街道的安全。它不包括詩歌的優美、婚姻的穩固、公開辯論的智慧或公務員的公正性。GDP既衡量不出我們的才智，也衡量不出我們的勇氣；既不能衡量我們對國家的感情，也不能衡量我們對國家的熱愛。簡言之，除了使我們的生活有意義的東西，它衡量一切。”美國前總統約翰·F·肯尼迪的弟弟、前參議員羅伯特·肯尼迪在1968年競選總統時說。

　　當今社會的文化神話是經濟增長的神話，這從經濟報道標題里泛濫的“GDP”就可以看出。似乎，只要GDP繼續增加，這個社會就在進步。但是由英國新經濟學基金會組織、由薩里大學教授蒂姆·杰克遜領銜創設的“國內發展指數”(Measure of Domestic Progress，簡稱MDP)卻為當代社會警示著一味注重GDP可能帶來的危險。

　　杰克遜教授接受《國際先驅導報》專訪時強調：經濟發展正帶來令人無法接受的環境風險，這種發展不能確保社會進步，甚至沒能讓我們更幸福。

　　GDP標準存在致命盲區

　　《國際先驅導報》：為什么要有一個區別于GDP的MDP？它們的不同在哪里？

　　蒂姆·杰克遜：GDP衡量的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產出和這個經濟體的消費能力。它不考慮任何社會因素(比如收入在貧富之間的分配)、犯罪成本、家庭勞動的價值或該經濟體的投資水平，也不考慮環境成本的損耗(比如空氣污染的成本、水污染的成本或長期氣候變化的成本)。MDP的創設在于改變通常的以消費開支為基礎的衡量標準，轉而尋求對上述諸多因素的解釋，以便解釋對可持續發展造成影響各因素的消長。

　　具體地說，MDP與GDP之間的關鍵區別在于：MDP扣除了為抵消社會和環境成本而耗費的開支(保護性開支)；考慮了長期的環境損毀和自然資本貶值；肯定了為確保謹慎投資和貿易平衡進行的一系列經濟調整；收入分配方面的變化已經考慮在內，反映了收入增加1英鎊對窮人的意義要大于富人的事實；家庭勞動的價值已經包括在內。

　　常規經濟指數可以改編

　　《國際先驅導報》：那么，MDP如何衡量生活品質改善的進展？

　　蒂姆·杰克遜：這是一個棘手的問題。通常，我們有三種主要方法。比如英國政府確定了147個不同的指數，用以衡量成人計算和識字能力、社會投資占GDP的百分比、犯罪率、河流水質、野生鳥類數量等方面的情況，以及GDP本身。但數量如此龐大的一套指數難以操作，因此政府從中篩選了15個“主要指數”，以代表其四項戰略目標的不同方面。但這15個指數傳遞的信息仍是混亂的：15個分列的指數難以說明整體表現，而且難以看出各方面的發展趨勢。第二種方法是衡量主觀幸福(Subjective Well-Being，簡稱SWB)的不同方面，例如生活滿意度或快樂感。它可以為我們提供反映一國在任何時刻“心情”的心理“快照”。

　　第三種方法就是建立“調整過的”經濟指標。MDP就屬這類方法。調整過的經濟指標改編了諸如GDP或消費開支這樣的常規經濟指數，使其包括通常不在計算范圍之內的社會和環境代價及收益，從而提供一個單一的成績指標。

　　MDP如何測算？對照一下我們對英國近50年的發展研究，大家會有更直觀的了解。(參看圖表——編者注)

　　各國為何還在用GDP?

　　《國際先驅導報》：現在，MDP這一標準是否得到了重視？

　　蒂姆·杰克遜：在為英國提供新的經濟衡量標準的一系列努力中，MDP是最新嘗試。此前20年，建立這類指數的各種嘗試包括諾德豪斯和托賓的經濟福利指數，戴利和科布的可持續經濟福利指數(ISEW)，以及美國游說集團“重新定義進步”建立的真實進步指數(GPI)。過去10年里，德國、瑞典、澳大利亞、意大利、智利和其他國家也紛紛創設類似標準。MDP模型參考了這些成果，尤其是ISEW。

　　雖然包括英國在內的大多數國家至今仍將GDP作為進步的首要指標，但是，諸如創設MDP這樣的新指數的工作已經反映出，在許多國家已經產生了關于可持續發展的政策討論。比如，英國現在除了使用GDP，也選取許多獨立的、衡量生活質量(如犯罪、污染、投資、教育等)的指標。這是朝正確衡量社會進步邁出的重要一步。

　　當然，雖然有經濟預測和可以廣泛獲得的一系列數據為基礎，但MDP不是一個嚴格定義的經濟衡量標準。然而，MDP的確提供了從一系列不相干的指標中無法得到的深入認識。特別是，MDP的確反映了旨在影響社會進步、經濟增長、環境保護和謹慎使用自然資源的政策所發揮的作用。它使我們得以在很長時期內對國內持續發展方面的進步作出系統評估。這點是被普遍關注的。

　　《國際先驅導報》：創設了MDP，您打算如何讓更多的人接受并認同這一標準的意義呢？

　　蒂姆·杰克遜：有人說，我們對社會進步的追求有點像逆下行扶梯往上跑；或者像劉易斯·卡羅爾的名著《鏡中世界》中的紅桃皇后——我們越跑越快，但我們似乎只是在原地踏步。創造增長的體制結構甚至可能與社會進步的關鍵方面不相容。比如40年前，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提出，收入不均加劇是經濟增長初期的一個不可避免的結果，但超越某個階段后，收入不均將開始回落。可是，這種情況還沒有出現，也可能根本就不會出現。再比如，按照經濟學的一般原理，要支持經濟成長就要提供低息信貸、保持低稅收水平和刺激消費。可是，如果低息信貸引發壞賬怎么辦？如果低稅收使國庫收縮怎么辦？如果放任自流的物質至上主義導致社會價值觀逐漸墮落怎么辦？

　　MDP突出了經濟成長可能帶來的負面問題。它不否認對經濟增長的追求，但是強調要把保持完全就業與追求增長區分開來，提出許多促進社會進步和環境保護、但無需與經濟目標發生沖突的途徑。這些途徑包括縮小收入方面的不平等，提高對基本服務的享有權；通過支持地方社會的發展來增強社會的凝聚力；加速向低碳社會的轉變；為保護農村土地制定長期的戰略；重新評價政府政策信號對個人和社會福利以及社會價值觀的影響；鼓勵并保持有利于社會、有利于環境的消費行為；建立一項受保護的“環境期貨”基金，以支付將來氣候變化可能帶來的費用。

　　最重要的也許是，我們將開始一場關于追求國民福利的長期討論，同時制定出促進和衡量社會進步的新方法。

　　寄語中國可持續發展

　　《國際先驅導報》：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可以從英國的發展，從MDP中認識到什么呢？

　　蒂姆·杰克遜：在英國，我會說，我們可能不需要像不丹那樣設立自己的“國民幸福總值”概念。但是，如果連一個從未經歷西方那種經濟繁榮，且人口僅200萬的國家都已準備以如此富于創造性的方式解決人民福利問題；那么，現在或許也是我們這樣做的時候了。

　　中國從MDP中應該了解的最重要一點是，光盯著經濟增長可能導致人們忽視被破壞的社會和環境發出的暗示。而英國政府在1999年意識到了這一點，托尼·布萊爾在給題為《更好的生活質量》(英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作序時指出，“過去的100年見證了這個國家財富和人民福利的巨大增長。但是只關注經濟增長難道沒有使我們忽視了和它伴生的影響嗎？這些影響全是正面的還是全是負面的？它們影響了人還是環境？……看起來，過去政府沒有考慮這些。成功只能用經濟增長來衡量嗎？就靠GDP？我們沒有意識到，我們的經濟、環境和社會是一體的。對我們所有人來說，創造最高質量的生活必須超越經濟增長的‘一葉障目’”。

　　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應該從西方社會的發展中汲取教訓，應該在努力發展經濟的同時，不犯我們已經犯下的錯誤。從現在開始，像關注經濟成長那樣保護環境、關注社會進步，將有助于使中國在未來實現持續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