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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立平
近幾年來，由溫州商人刮起的炒房熱席卷了國內的許多城市。先是在杭州、上海，然后溫州炒房團的足跡開始遍布全國的多個省會與中心城市、二級城市，甚至縣級城市。所到之處，房價基本都上了一個臺階。從幾個月前開始，一些地方政府開始采取措施，以抑制這股炒樓的狂潮。如果有關的抑制政策有效，這股狂熱也許會很快消失。但人們還是無法預
期，狂熱過后的房價是繼續維持還是走低。
不管怎樣，這次事件留給人們可以探討的問題是很多的。
首先，民間的財富及其對社會生活的影響已經成為一個需要正視的問題。類似炒房熱的現象，在國內國外的歷史上都曾經發生過。在國外，有荷蘭的郁金香熱；在國內，有上個世紀80年代的君子蘭熱。但這次的炒房熱有明顯的不同。郁金香和君子蘭都是花卉，盡管炒起來之后價格可觀，但總的來說需要動用的資金有限。而住房是一種不動產，一套房子動輒就要幾十萬甚至幾百萬。因此，在中國這樣一個規模的國家中，要能夠將房子炒動，需要巨額的資金。有報道說，前一段溫州至少有10萬人在參與全國范圍內的投資性購房，用于購房的資金量在1000億元以上。有關人士估計，實際上的數字可能比這還要大。
而作為此事件背景的，就是改革20多年來民間財富的積累。根據不久前的一項研究，截至2000年底，我國社會資產性財產總量共有38萬億元。在大約20萬億的金融資產中，政府、企業、住戶擁有的比重分別為18.6%、31.7%、49.7%。也就是說，改革前那種幾乎是國家壟斷所有重要資源的狀況，已經轉變為社會一半以上的財富由私人擁有了。應當說，相對于改革前的那種狀況這已經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但由此一系列的問題也就提出來了。這個規模可觀的民間財富已經具有巨大的經濟和社會能量，它的使用和動向會對整個社會生活產生重要的影響。如何規范這些財富的使用，如何使經濟社會生活不至于被掌握大量財富的少數人過分操控，就成為一個必須考慮和正視的問題。根據同一項研究，目前我國財富的擁有是相當不均衡的。在20萬億元的國內金融資產中，占總人口6%的人占有了40%的金融資產。這次炒房熱給人的一個啟示就是，當擁有巨額財富的少數人集中動用這些財富的時候，社會經濟生活就會掀起波瀾。所以，關鍵的問題是如何在市場體制和法律上對其進行規范。
同時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是，在面對這次炒房熱的時候，媒體上發表了許多觀點不同的評論，學者也發表了許多不同的看法。我們可以將這些看作是公共輿論的介入。但在這些公共輿論中，無論對這個現象是褒是貶，無論是對“利”還是對“弊”的評論，大多是從房地產業發展的角度出發的。而房價的上升與購房者這個最直接的利益主體的關系卻往往被忽視了，至少人們很難聽到這個受影響最直接的利益主體自己的聲音。如果說這個利益主體還有一些微弱的聲音的話，也主要是在網絡上，特別是在比較寬松的BBS上發出來的。這個現象的背后也許有很多原因。其中的一點，就是我們已經多次討論過的市場經濟中的利益表達和利益均衡問題。必須看到，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利益主體是分化的。而一種“好的”市場經濟，必須建立在利益大體均衡的基礎上。而要形成利益主體間一種大體均衡的關系，就必須對利益表達做出有效的制度安排。
與之直接相聯系的，就是利益表達的話語環境。在這次炒房熱中，能夠在媒體上發表意見的，除了商人、官員就是學者、記者。為什么即使是在利益中立的討論中也往往存在忽視有關利益主體的現象？其中可能的原因之一，就是發展主義的話語遮蔽了其他的言說理由。因此，在人們熱衷于討論房地產發展的某些高深規律的時候，卻忽視了一個最簡單的常識：房子造出來是為了讓人住的，而不是為了炒著玩的。同樣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在中國的房價相對于人們的收入來說已經畸高的背景下，房價的新一輪上漲，無疑將更多的人排除在有能力購房者之外。有人說，炒房熱的出現是商人把握了一個市場機會；房價之所以能炒上去是說明它本身有上漲的空間等等。換言之，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甚至有人將一些城市抑制房價的措施說成是違背市場經濟規律。其實，這是對市場規律的一種簡單化理解。在類似的狂熱中，無論供需關系還是價格都是扭曲的。
第三個問題，就是在炒房熱中地方政府的角色。應當說，這次的炒房熱能夠席卷全國的許多城市，是一種合力的結果。有專家估計，這些地方的房地產存量大約有幾萬億之多，因此即使溫州的炒房者有10萬之眾，即使動用的資金有上千億，要在偌大一個市場中造就一種狂熱，還是遠遠不夠的。而這股熱的形成，至少涉及到幾個方面：一是當地的開發商；二是向炒房者提供資金的銀行；三是當地的地方政府。炒房的資金有相當一部分是來自銀行的貸款，而炒家每到一處便受到當地開發商的熱烈歡迎，但這些都是商家的市場行為，我們無須過多置評。真正需要思考的是地方政府的作為。盡管一些地方政府后來采取了種種抑制措施，但對于這股炒房風的蔓延，一些地方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有的地方，炒房風已經出現了兩三年，地方政府的領導人仍在火上加油；有的地方政府則直接對炒房團的到來持一種熱烈歡迎的態度。這就提出一個問題：在諸如此類由市場引發的社會現象中，政府的角色和職能究竟是什么？這個問題的現實性在于，過分的發展主義取向、普遍的短期行為以及普通民眾的漠視，將會嚴重扭曲政府的角色與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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