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素紅

　　內地和香港金融市場化程度的差異形成了兩地不同步的監管原則，香港開辦人民幣業務則要求兩地的監管當局在不同步的監管體系下密切合作，通過平衡與協調來實現兩種貨幣制度的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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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銀行開辦人民幣業務既具有明顯的直接效應，又具有深遠的長期影響，它不但是內地與香港加強金融合作的一大“雙贏”舉措，還標志著兩地經濟的融合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它將有助于香港經濟的進一步復蘇，增強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也有利于人民幣加快邁向國際化的步伐。作為業界人士，我們為CEPA概念在金融領域漸進落實而欣喜的同時，更有必要對進程中涉及到的多方面問題進行深層次的思考。

　　有序回流

　　香港放開個人人民幣業務首先是出于維系金融安全的需要。隨著內地居民到香港旅游和消費的增多，在港流通的人民幣數量也日益增大，但香港的銀行既不能吸收人民幣存款，更無法為吸收到的人民幣找到出口，游客和居民對資金流動的需求使相關的香港地下金融業逐漸發達，從而形成了人民幣的灰色流動方式。這種狀態既增加了人民幣在香港交易過程中的成本，也不利于人民銀行的監管，還有可能出現“洗錢”現象。

　　香港銀行開辦個人人民幣業務的直接效應就是通過確立清算安排，建立起在港人民幣的有序回流機制，從而有利于維護兩地金融市場的穩定。首先，在港流通的人民幣有了合理、公開的流通渠道，這就在源頭上減少了對地下錢莊的交易需求；其次，將人民幣納入金融監管體系后，可以通過追蹤銀行的交易記錄來追查可能混入的非法交易，便于集中力量打擊地下非法交易；另外，香港銀行在辦理人民幣業務時，必須按照香港金管局關于反洗錢的指引，對與人民幣業務有關的可疑交易及時向有關部門報告。

　　人民幣業務登陸香港之后，以港元為核心的香港貨幣體系將經受兩方面的考驗，即近期的套利風險和長期的替代壓力。

　　從近期看，香港人民幣與港幣存款的高額利差使這兩種貨幣存在套利空間。當前香港人民幣存款的主要來源有兩個：香港消費者已持有的人民幣和以港元兌換而成的人民幣。人民幣業務開辦兩周多以來的情況表明，后者所占存款比例明顯高于前者。港民紛紛將港元轉存為人民幣，主要可以歸因為利率回報的差距和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香港各銀行公布的人民幣存款利率雖然差距較大，但大多介于0.5%至0.75%之間，個別銀行的定期存款利率更高達0.80%。但即便是每年0.5%的利率，也遠高于目前0.001%的港元利率。港幣與人民幣存在的懸殊利差使得這兩種貨幣存在套利機會，使居民可能為獲得較高利息而將港元轉存為人民幣。另外雖然香港投資產品眾多，但風險也相對較高，市場對人民幣升值的普遍預期也可能驅使人們為保值、增值而轉存人民幣。為了控制居民為謀求高額利差而兌換轉存人民幣，香港各家銀行紛紛推出相應的措施，如設立“存款底線”，規定兌換的最高限額以及建議“電話預約”等，這將對投機性的兌換轉存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

　　從長期來看，港元的主體地位在未來可能面臨被替代的壓力。香港開辦人民幣基本業務是央行推進人民幣自由兌換進程的一個試探性的開始，隨著人民幣自由兌換的推進，其在港流通的規模會不斷擴大，尤其是當人民幣實現完全的可兌換之后，其對港幣的替代能力會更強，香港的貨幣制度也將會不可避免的面臨重大變化和抉擇。然而盡管如此，由于港元是香港的法定貨幣，并且必須用作繳付稅項及其他官方付款，因此，相信港元仍會維持自身的重要作用。

　　套利風險

　　內地和香港金融市場化程度的差異形成了兩地不同步的監管原則，香港開辦人民幣業務則要求兩地的監管當局在不同步的監管體系下密切合作，通過平衡與協調來實現兩種貨幣制度的對接。

　　內地和香港是兩個開放程度相差很大的金融市場，內地市場的管制程度較高，而香港則是個完全自由的市場，因此兩地采取的是不同的監管體系和市場原則，利率機制及外匯管制等均存在不同步的問題。香港開辦人民幣業務后，監管當局需要掌握好兩地金融市場和兩種貨幣制度之間的平衡：既允許香港經營人民幣業務，又要設計出一套合理的制度安排來避免對內地的金融市場和銀行體系造成沖擊；既要控制人民幣在香港的活動，又不能太干涉香港的自由市場原則。因此，兩地監管當局既要在人民幣的清算和回流上密切合作，又要互相保持各自監管的獨立性。

　　監管合作

　　香港開放人民幣業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開放程度將根據監管防守能力逐步推進。在資本控制能力相對薄弱、監管體系相對脆弱、防守能力相對低下的情況下，在資本市場完全開放的香港開展離岸業務會面臨很大風險。因此，初期香港只能先開放人民幣基本業務，與貸款相關的衍生產品、金融創新工具等組合只有待條件成熟后才會考慮放開。即使人民幣“存兌匯”業務的放開也會經歷一個從單一產品到組合產品，從本港居民到外地居民，從個人客戶到企業客戶這樣一個漸進的過程。

　　自CEPA簽訂后，在港建立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的呼聲日益強烈，但目前在香港建立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的時機尚未成熟。對于香港銀行此次試辦的人民幣基本業務，央行和香港金管局是在緊密合作的關系下進行監管，所以仍然是一種“在岸”的概念。但實現人民幣完全可兌換和人民幣的國際化是我國貨幣體制改革和開放的最終目標。在這個改革過程中，內地可以借鑒香港在貨幣兌換、穩定匯率和金融監管方面的豐富經驗，在香港建立從人民幣到港幣、再到其他硬通貨的流轉渠道；以港幣為過渡環節，促進人民幣的自由兌換并逐步實現國際化，從而使香港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有其必要性。香港最終是否有可能發展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現階段發展人民幣業務的推進策略，以及能否保持香港金融業的國際監管水平和競爭力。

　　(作者單位：中國工商銀行城市金融研究所)

　　平衡的藝術(編輯手記)

　　不可否認，在某個特定歷史時期，由國家資源的相對集中來獲取特定部門超常規發展并最終帶動整個經濟體系向上位移，無論在理論層面還是實踐之中都是可行的。換言之，重農主義、重商主義，或是重工業優先、出口導向等等發展戰略，自有其歷史合理性。

　　中國的經濟發展正在進入這樣一個新的階段：從改革開放初期一直延續至今的一些傾斜性發展策略的邊際效應正在縮減，同時，綜合國力的提升使得我們這樣的大國的全面復興已經具備了一定的基本條件，在這種情況下，兼顧統籌的科學發展觀的提出適逢其時。

　　從世界角度來說，以中國為代表的一大批發展中國家、地區的迅速崛起正在一天天成為事實，世貿組織的報告清楚不過地揭示了這一點。不滿于這種秩序重整的利益集團應該看到，沒有協調發展的世界經濟，霸權維持的利益并不持久。

　　而在中觀以至微觀領域，對于平衡的追求更是從來沒有停止過：譬如說股市要發展，各種政策如何配套？政策與實際情況之間如何實現良性互動？券商之間、上市公司之間的相互博弈如何體現競爭的價值？這些都是值得思量的問題，意義并不少于圍繞IMF總裁位置的明爭暗斗。

　　不久前，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中國專門就平衡發展戰略發表演講，他認為，平衡發展意味著全面整體地在公私之間、個人和社會之間、整個社會團體的每一個方面都能夠平衡發展。而其實，關于這一點，中國人應該具備更為深厚的文化積淀，儒家的中庸之道、道家的天人合一，其實早在兩千多年前就為我們做出了精神準備，現在，就看我們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