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豐

　　重商主義者認為，對外貿易順差所帶來的貨幣收入規模是一個國家實力的象征。從16世紀后半葉至18世紀，在以英國為中心的西歐各國，這是發展經濟的不二法門。

　　透過歷史的塵埃，我們其實已經很難分清究竟是蒸汽機，還是海外貿易，使得西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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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走向了世界的中心，或者說，這兩者，究竟孰為因、孰為果？弄清歷史的本原是如此的重要，因為即便在當時以及后來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看來，“這三個國家(中國、埃及、印度)———根據各種資料顯示，曾經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主要是以其在農業和制造業方面的優勢而著稱……現在(1776年)，中國是遠比歐洲任何部分都富有的國家。”(亞當·斯密，1776)，然而……

　　過分抑郁的歷史情結讓足夠多的中國人情愿忽略了這樣一條發生在現在的新聞：世界貿易組織4月5日于日內瓦發表報告指出，2003年中國已成為僅次于美國和德國的世界第三大貿易進口國。報告稱，以美元計算，去年中國的進口猛增了40%，進口額由2002年的排名第六位一躍成為世界第三大進口國，而同期中國的出口則增長了35%。

　　我們為什么不能歡欣鼓舞呢？存在著經濟學說的原教旨主義不能被修正嗎？答案并不那么復雜，但是，歷史的陰影能夠輕易被擺脫嗎？

　　1978年以來，中國在推進對外開放的過程中，一直采取盡可能擴大出口與限制進口的政策。在缺乏國際競爭力和外匯儲備不足的時代，這是一種迫不得已的選擇，但隨著對外收支的大幅度改善，改變這種重商主義觀念的時機已經到來。

　　沒有人會天真地認為世界是完美的，全球范圍內的和平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因為戰爭的形式發生了改變。關于貿易規則，往往對某些國家來說是“公正的”———當它被利用時，但在另一些國家又被稱為“不公正的”。情況已經變得無比復雜，各種利益、莫名其妙般亟需宣泄的情緒，以及充分利用“比較優勢”而生成的種種手段交纏在一起，博弈的結果很難是一廂情愿的，這意味著你得做點什么，當貿易條件確實在惡化。

　　不難得到廣泛認可的一個觀點是，一切統計學意義上的變量只是為了實現某種目的而引入的工具。順差、儲備、GDP這些頗為宏觀的概念必須因為國民的安居樂業、國家的長治久安才能體現出存在的必要。從這個角度來說，在長遠的利益和浮于表面的數字之間進行選擇(譬如外匯儲備)，難度并不很大。

　　真正的難點來自對于各種變量背后趨勢的把握以及構成的優化。譬如說，就在去年，中國已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能源進口國，這會不會衍生出對于外部市場的依賴？突然加大的資源投入對于經濟運行勢頭究竟意味著什么？我們在產業升級方面究竟還需作出怎樣的努力？

　　再譬如，今年前兩個月中國外貿進出口出現近年來少見的較大逆差。據中國海關近日發布的最新統計數據，1至2月，中國外貿進出口總值為1476.4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35.4%。其中，出口698.7億美元，進口777.7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28.7%和42%，前兩個月累計貿易逆差達到79億美元。

　　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姚景源的解釋是，中國在今年前兩個月進口迅速增長主要有三大原因：一是持續的經濟增長對進口有較大的需求，特別是對原油、鐵礦砂等原材料或者資源性產品的進口規模在不斷擴大；二是中國在技術進步方面急需進口國內不能生產制造的一些裝備和設備，這些產品的進口對提高國內的技術水平也會起到積極的作用；另外，今年中國繼續兌現加入世貿組織的承諾，降低了關稅總水平，這也推動了進口的增加。

　　這確實是問題的一面，但同時，我們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由于自主知識產權的匱乏以及技術裝備的落后，中國的出口商品構成并不合理。從長期來看，隨著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加入到全球產業鏈的低端，也許，真正應該引起足夠重視的是，我們的“中國制造”能否始終笑傲江湖？

　　穩定、平等、均衡，這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中國中央電視臺的黑板上寫下的對于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建議，也許，這有些過泛，但真理往往如此，看起來像廢話，做起來卻不簡單，而所謂“重商”或者“重農”等等，顯然與之有所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