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種跡象表明，白宮對中方揮動“經貿大棒”還會持續一定的時間，至少在11月美國大選結束前不會停止

　　“我喜歡中國貨，我買的T恤衫基本上是‘Made in China’(中國制造)，既好看又便宜。”來自美國北卡羅來那州的阿爾伯特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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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年僅20歲的美國青年或許不知道，正是由于這些價廉物美的中國貨，使他家鄉的一些紡織品廠商近年來一直叫嚷把中國貨趕出美國市場，并鼓動國會通過一些針對中國紡織品設限的法案。

　　不僅如此，同樣的情況正在向其他經貿領域蔓延。

　　“貿易爭端是中美之間最大的問題”

　　3月18日，華盛頓一紙訴狀，將中國告上了世界貿易組織，指控中方對進口半導體征收歧視性關稅，違背了世貿組織的貿易原則。中國入世兩年來，第一次遭到了正式的狙擊。

　　同一天，在上海WTO事務咨詢中心，來訪的美國參議員麥卡斯·鮑克斯神情嚴肅地宣稱:“貿易爭端正成為中美關系中最大的問題。”

　　類似的觀點在去年的博鰲亞洲論壇上也曾出現過，美國前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與會時指出，貿易摩擦會帶來嚴重的政治后果，動搖中美關系基礎。在中美關系中，經濟關系正逐漸凸現出核心地位，美國對此的關注度也在不斷提升。

　　僅在過去的一年中，美國對華反傾銷立案就有7起，涉及金額高達16億美元。在華盛頓發起的種種反傾銷和保障措施的大力“幫助”下，中國已經“榮登”世貿組織反傾銷國榜首。很顯然，美國在行動，而且行動的范圍不斷擴大。

　　美國國內，一部分國會議員抓住對華貿易逆差問題不放，指責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指責中方以衛生和食品安全為由，限制美國某些農產品進口。知識產權方面，華盛頓總是責怪中國處理不力，盡管中國已經制定了相關法律，而且加大了懲處力度。

　　“在保護知識產權方面，中國政府一直在努力。”國家版權局副局長沈仁于告訴記者，“美方應該看到這一點，不要忽視所發生的變化。”

　　在上海某高校附近賣“麻辣燙”的小唐，以前總是出沒在學校周圍，出售盜版碟。“那個生意現在不好做，一旦抓到了，要罰很多錢”，而且“貨源也比較緊”，他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在上海，鮑克斯警告說，“除非中國政府能采取措施表明自己的誠意，否則美國國會許多人可能會發出更強烈的聲音，抗議不平衡的美中貿易”，而且，“美方可能會有一些嚴厲的措施出臺，例如對中方產品增收高關稅等”。

　　美國國內政治的外化

　　實際上，中國一直在表明自己解決問題的誠意。根據有關統計，中國2003年的進口額比過去增加了40%，一躍成為僅次于美國和德國的世界第三大進口國。中國的進口比率，即進口額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從1990年的不足15%增加到2002年的近25%，2003年則超過了30%。這一數字大概是日本的3倍，美國的2倍。

　　在解決中美貿易逆差問題上，北京組織了多次規模較大的政府采購，僅在去年11月12日，雙方就簽署了3個大的采購合同，總價值超過60億美元。

　　但是，“采購外交”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緩和貿易摩擦，正如龍永圖先生所說，中美之間的貿易問題并不能指望政府組織采購團去美國買東西來解決。在這一問題上，有些因素超出了中方的控制能力。

　　如貿易逆差問題上，美國對中國購買其高技術產品就設有種種限制，因為美國的政客們認為中國可能會把來自美國的高技術產品用于軍事方面，損害美國的安全利益。這種無端猜測導致每年美國對華出口比率減少了好幾個百分點。

　　更值得關切的是，美國國內政治因素正在對中美正常經貿關系產生巨大影響。

　　“尤其今年，是美國的大選年，為了討好部分選民，民主黨和共和黨都可能把矛頭對準中美貿易。”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的吳心伯教授對記者解釋。

　　在他看來，美國此次對中方半導體稅率一事大動干戈，完全是出于國內政治的需要。

　　白宮不斷在經貿上向北京施壓的另一個原因是來自美國某些企業和行業協會的壓力。美國全國制造業者協會曾多次批評中國政府“操縱”人民幣匯率，給中國制造業出口產品創造了“不公平的競爭優勢”，從而使得美國工人失去了大量工作機會。

　　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的傅夢孜研究員認為，這種指責毫無道理。美國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導致很多制造業萎縮，中國的許多產品(包括美國不愿發展的產品)只是出口到其他國家，美國把國內制造業工人失業的帽子扣到中國人頭上，非常牽強。但美國為什么這么做?惟一合理的解釋是，美方在找替罪羊。

　　對此，鮑克斯并不避諱，“美國制造業失去了近300萬個就業機會。為了增加更多的就業機會，美國必須找出原因，人民幣匯率就是一個很好的理由。”

　　這是“美國國內政治的外化”，吳心伯教授指出。經濟全球化導致就業機會在全球的轉移和分配是很正常的一個現象，美國同許多國家都存在貿易失衡的情況。鮑克斯自己也承認，一些貿易問題，如盜版現象在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國家也十分普遍。可是，美國人卻將它變成連通其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的“轉換器”。

　　問題在于，為何北京成為美國瞄準的主要靶子?

　　“毫無疑問，這里面有意識形態的影子，”傅夢孜先生告訴記者，“由于不同的意識形態，部分美國人對中國總是持不信任的態度，這也體現在兩國的經貿關系方面。”

　　巴爾舍夫斯基同樣表示，中美目前的貿易摩擦類似于上個世紀80年代的美日貿易問題，但美日經貿關系的矛盾性可以解決，日本是美國的盟國，這點對國會的決定和行政部門制定政策有抑制性的影響。中國不同，“美中兩國安全關系頗為復雜，有時候會有較大波動”，所以，“經貿問題對美中兩國穩定關系的影響，遠比對美日關系的影響大得多”。

　　自相矛盾的華盛頓

　　華盛頓曾有分析人士認為，在近來美國對中國日益上升的貿易指責中，北京更多地采取了息事寧人的態度，沒有立刻采取報復行動，目的是希望布什政府頂住國內貿易保護主義者的壓力，避免中美貿易受到波折。

　　在大選之年，政治因素往往成為美國政府在此期間出臺新政策的基本出發點。在布什謀取連任的計劃中，無論是中美關系，還是利益集團，都是他手中的棋子，如何運用，尚不可知。

　　吳教授認為，某種意義上，美國就是保護主義盛行的國家。華盛頓總是做一些自相矛盾的事情:一邊和別人大講自由經濟，一邊自己卻想盡辦法實行貿易保護。在享受全球化帶給美國巨大好處的同時，又抱怨自己國家的許多大公司移到國外，使得美國利益流失。

　　美國還是個崇尚實用主義的國家，大多數的國會議員都很現實，經常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或選民的片面利益，置全局利益而不顧，“對他們而言，安全和戰略問題比較遙遠，議員都是對自己的選區負責，為了讓選民選他，只會關注選民最關心的問題，如就業等”。

　　對中國的經貿問題，布什政府更看重“大棒政策”，如在去年溫家寶總理訪美以前，美國接連出臺幾項對中國的嚴厲措施，認為來一個下馬威就會起作用。

　　吳心伯建議，大選年中美國各種利益集團的較量會加大，中國可以很好地利用。

　　例如，在20世紀80年代，曾發生了這樣一件事:當時美國為了紡織行業的片面利益，曾對中國的紡織品增加配額限制，作為“回報”，中國馬上取消美國小麥的進口。這下美國那些出口小麥等地區的議員急了，找到中方，得到的答復是，“中國紡織品不能出口，所以沒有美元來買你們的東西。”結果，這些議員馬上給總統寫了一封信，稱“您是美國總統，并不是美國紡織品界的總統。請考慮我們其他行業的利益”。于是，一個月后，美方就取消了對中國紡織品增加配額限制的措施。

　　“這件事情，可以為我們解決中美貿易爭端提供一個參考。”吳心伯對記者說。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 黃琳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