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深經濟學家李京文:重視國民財富初次分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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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3月29日 09:28 經濟日報 | |||||||||
2003年我國GDP比上年增長9.1%,達到11.67萬億元,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全國財政收入比上年增長2787億元;對外貿易大幅度增長,進出口總額由上年居世界第五位上升到第四位,這些成就標志著我國綜合國力又有了新的提高。但是溫家寶總理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仍然強調,在前進的道路上還有很多困難,多年來積累的深層次矛盾從根本上解決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特別是在經濟加快發展的過程中,又出現了一些新的矛盾,如投資規模偏大、部分行業和地區盲目投資、低水平重復建設比較嚴重、交通和部分原材料供求緊張。您
李京文:我國經濟從2003年開始進入新一輪快速增長的新階段,成績顯著。但我國經濟在加快發展的過程中,確實存在著一些比較突出的問題。概括起來大致有三點: 一是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過量消耗資源與犧牲環境為代價的。舉例來說,2003年我國GDP總量達到11.67萬億元,消耗約16億噸煤、2.5億噸石油、2億多噸鋼材、8億噸水泥和大量的其他資源。以煤為主的大量能源消耗形成了酸雨和煙塵的嚴重危害,全國600多個城市中大氣環境質量符合國家一級標準的城市不到1%;全國7大水系中符合1、2類水質標準的僅占32.2%,屬于4、5類的則占38.9%。據1997年世界銀行測算,我國僅空氣和水污染每年造成的經濟損失就達540億元。2003年投資的貢獻達到70%,消費的貢獻僅為30%左右,可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物質消耗及資金的拉動。 二是部分經濟領域和行業的確存在過熱的跡象和危險。 有關資料顯示,2002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約占GDP的40%,比上年增長16.1%;2003年投資率上升43%左右,投資額比上年增長30%。其中,增長最快的是房地產開發投資,2002年比上年增長21.9%,在總投資中的比重已超過更新改造投資;2003年增長速度更高。又如,鋼產量在2002年突破1.8億噸的基礎上,2003年又突破2.2億噸,占世界鋼產量的1/4,在建和擬建規模又達1億多噸;汽車也以超常的速度增長,每年增產100萬輛左右,在建擬建規模近千萬輛。而我國這兩個產業目前生產的品種、質量都只能以內銷為主,銷路一旦受到市場和土地、能源等資源以及環境的制約,就會造成行業的大起大落。 三是經濟效益差、產業結構不合理的問題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資料顯示,2002年全年社會勞動力生產率只有14211元/人,僅略高于當年職工平均工資和人均GDP。我國的全社會增量資本產出率在20世紀90年代初是兩倍左右,近幾年已上升到4至8倍;工業企業總資產貢獻率為9.45%,成本費用利潤率僅為5.62%;流動資產年周轉不到2次;主要產品的能源、原材料單耗都大大高于發達國家。按生產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計算,綜合要素生產率增長率的貢獻率只有35%左右,與上世紀80年代末的水平大體相當。當前中國正處于工業化的中期階段,第二產業所占的比重仍略高一點,還是合理的。但第三產業增長速度過慢,25年來僅增長了約10個百分點。按就業結構計算中國第一產業仍占50%,就更不合理了。同時,第二、第三產業的內部結構也存在許多問題。 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已經明確提出要考慮經濟增長速度與能源、重要原材料、交通運輸等實際條件的銜接,減輕對資源和環境的壓力。進而提出要引導各方面把主要精力放在深化改革、調整結構、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上。您認為,要落實好《政府工作報告》中的有關精神,我們在實踐中還應注意哪些具體問題? 李京文:要解決好我國經濟增長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我認為,重點要注意把握四個方面: 一是要高度重視和調整國民財富的初次分配,從源頭上貫徹五個統籌方針,要認真研究和把握積累與消費的關系。這是決定國民經濟發展主要比例關系的關鍵。改革之初,經濟學界多數認為投資率以32%左右為宜。但實際上除少數年份外,資本形成率都在34%以上,20世紀90年代則在37%以上;進入21世紀后還在上升,均在40%以上。這樣高的投資率必然把最終消費壓到了底線,使得擴大消費和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成了空話。而且在很低的最終消費份額中,政府消費比重并未因改革的成績而下降,近年還在上升。同時,城鄉消費比例失衡,城鎮消費的比重持續上升,農村的消費份額相應的持續下降。這個關系處理不好,經濟過熱、“三農”等問題都無法解決。建議從2005年起,投資率不應超過38%,最好為36%左右,并提高居民消費特別是農村居民在最終消費中的比重。 二是要適時適度地調整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這幾年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是正確的,成績很大。但隨著經濟的再次高速增長,適時調整很重要。1990年至2002年財政收入年均增長16.3%,高于GDP增長率約1倍,雖有其合理及積極意義,但長期把國民財富過多集中在政府手中進行再分配,既不利于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政府職能的轉變,又增加了資金使用的成本,還為滋生腐敗提供了機會。因此,建議實行適度減稅的方針,以鼓勵、支持企業和個人投資的積極性。積極的財政政策要逐步淡出,從2005年起不再發或只發少量國債。貨幣政策要真正做到以保證經濟穩定為主要目標,調整信貸政策,使之更有利于促進五個統籌方針的實施。 三是要調整產業結構,走新型工業化道路。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濟持續快速增長,調整了城市化戰略,促進了城市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從總體上看,我國城市化水平還不高,不僅低于國外許多國家,也低于我國的工業化水平,應繼續促進其提升。但是我國有自己的國情,決不能盲目攀比發達國家和某些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水平。現在有一種強烈追求提高城鎮化率、以為只要提高城市化就會繁榮經濟的思潮,比指標,圈土地,盲目擴大城市規模,搞標志性建筑,爭取城市升級,造成了一些不良影響。實際上,只有發展經濟,創造了更多的就業崗位,城市化水平才可能扎實地提高;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又必將促進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但并非城市化水平越高越好。因此,要協調經濟發展與城市化的關系,既要繼續提高城市化水平,又不能盲目推進。各地區要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積極穩妥地發展,不要相互攀比,更不要搞什么評比。在城市結構上,要大、中、小并舉,并加強城市群、城市鏈的建設,注意培養有經濟實力和輻射能力的大城市和區域中心,更好地發揮城市化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 四是進一步加強規劃工作。規劃是一切工作的龍頭。過去做過的規劃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對于國民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應該結合當前的實際情況和未來發展的需要,根據五個統籌的方針對一些規劃要重新進行審議。今后涉及經濟社會發展、城市發展以及區域發展等的各項具體工作都應該以規劃為依據。規劃的制定要貫徹中央精神,結合各地、各部門的具體情況,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并要經過專家論證評審,以及人大、政協的審議,有的還應通過公示和群眾評議以提高決策的科學性與民主性。 文/本報實習生張錦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