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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駐滬記者 劉建平

　　市長發火了

　　3月1日，上海市工業商業會議。范林根坐在會場的第一排，主席臺上，上海市市長韓正正在講話。

　　范林根是上海市石材流通行業協會的秘書長，他聽到韓正突然將話題轉到了行業協會，口氣異常嚴厲。

　　“政府要改革，不能什么都包攬。一些政府部門主管的行業協會養了一堆人，然后向企業收費，增加企業負擔。有些部門名義上是改革了，卻將不方便做、不敢做的事情交給行業協會，這些行業協會成了‘二政府’，成了政府部門收費的載體！”

　　韓正說，“這幾年，政府部門的審批收費，包括轉移到行業協會向企業收取的費用，每年多達45億元。”

　　會后，新華社報道說，上海市市長“痛斥某些部門借行業協會撈錢”。

　　當時身在現場的范林根認為，“韓正的話講得很重，他的用意很明顯，是在敦促政府部門，堅持推進上海市的行業協會改革。”

　　有消息說，被韓正點名“撈錢”的一家行業協會，向下屬門窗制造安裝企業強行收取所謂咨詢輔導費，會后感到了莫大的壓力。

　　散會后，范林根很興奮，他找到了協會的主管部門——上海市經委的領導，提議再開一個座談會，“好好領會一下韓正的講話精神”。

　　上海市經委的一名官員對記者說，“行業協會的這些問題在全國各地同樣存在，上海從兩年前率先開始動起了手術。”

　　“既然動手術，肯定是要疼的，市長的講話主管部門能夠理解。”

　　“手術”進行時

　　上海關于行業協會的大規模改革始于兩年前。2002年1月11日，上海市行業協會發展署掛牌辦公。同日，上海市政府頒布《上海市行業協會暫行辦法》。

　　從全國來看，“行業協會發展署”這樣的政府機構只有上海市一家。時任上海市代市長的陳良宇說，“爭取用一年左右時間完成全市現有行業協會的調整和改革。”

　　但是，用一年時間解決體制幾十年遺留下的問題，可能性有多大？當時就有媒體提出了這個問題。

　　在接下來的一年內，上海市行業協會改革的大會小會不斷，改革開始鋪開。

　　這場改革，被一些人稱為“很超前”。就全國而言，這是第一個對行業協會進行自覺改造的地方變革。在政府權力日漸退出市場經濟領域之時，獨立有效的NGO(非政府組織)的勃興成為必然。

　　相比于溫州自發而生、作用顯著的諸多行會，中國大多數地方和上海一樣，長期以來存在一套舊有的行業協會系統，但其角色模糊，行動乏力，具有強烈的官方色彩和依附傾向。這些地方面臨的共同問題是：如何改造老系統？如何在老系統的基礎上培育出新生力量？而不是像溫州一樣，在空地上生長出高樓。

　　因此，上海背負著傳統的此次改革頗為引人注目，也更有參照價值。

　　2002年以前，與國內其他地方一樣，上海市對行業協會的管理采取的是二元模式，由民政部門社會團體管理局與各行業協會主管部門共同管理。

　　行業協會發展署成立后，上海的管理模式從二元過渡到了三元，也使政府部門原有的行政權力面臨重新洗牌。

　　一名曾經參與過當時改革座談的行業協會會長說：“當時的情況是，行業協會的會長大多由政府部門的領導擔任，他們掌握著各行業協會的實權。主管部門一方面可以通過行業協會養些人，更重要的是，在必要的時候，行業協會又可以變成行政權力的隱身符，想用就用，進退自如。別看平常行業協會不太受重視，但真要讓政府部門將這些權力交出來，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如今，上海市行業協會發展署、社團管理局、各相關行業業務主管部門的角色都已重新界定。

　　上海市規定，行業協會發展署是本地行業協會事務的管理機關，包括分支、代表機構的籌備申請；審查各行業協會的籌備申請、成立登記、變更登記、注銷登記。

　　上海市社團管理局的職能不變，依然是法律規定的各行業協會的登記管理機關。但是，登記前，必須持有行業協會發展署的批復文件。

　　在三元管理模式中，行業主管部門的權力受到了最大的約束。

　　2002年10月31日，《上海市促進行業協會發展規定》出臺。其中第8條規定：政府相關工作部門的機構、人事和財務應當與行業協會分開，其工作機構不得與行業協會辦事機構合署辦公。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不得兼任行業協會的領導職務。

　　上海市商委主任蔡鴻生原先擔任上海市拍賣行業協會董事長，2002年換屆時，主動卸去了頭上的這頂帽子。與蔡鴻生一樣，不等政府發紅頭文件，主動“摘帽子”的政府官員在這兩年絡繹不絕。

　　這些摘了協會帽子的官員有時也受邀給行業協會的活動剪彩，但到了現場，他們往往聲明，只是剪彩，剪刀一揮，掉頭走人。

　　上海市政府給主管部門劃分的職權是，“負責行業協會的思想政治工作、組織人事管理、對外交往”。

　　除此之外，政府主管部門必須加速退出不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的職能范圍。

　　上海市副市長楊曉渡說，“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社會權利結構是多元多層次的。市場經濟以承認各市場主體追求自身利益的積極意義為基礎。政府應該回歸社會公共利益整體代表的定位，同時明確行業協會是行業共同利益代表的定位。”

　　行業協會發展署與行業協會之間究竟是怎樣的一種關系？楊曉渡曾打過一個比喻：政府可以育苗、澆水、施肥、鋤草，可以給予陽光雨露，但不能拔苗助長。

　　2002年，上海市僅國民經濟行業分類就有幾百個，而行業協會僅僅有130多家。與解放前相比，上海市目前的行業協會數量也只是從前的1／5。

　　2002年，上海市定下了一個新增行業協會數量的硬指標，30家。2003年，上海市新增的行業協會數量依然不少于這個數字。

　　他們為優先發展行業協會的領域開列出了一個“清單”，其中包括：信息業、新興制造業、金融業、現代流通業、現代服務業等。

　　在“澆水施肥”與“拔苗助長”之間，是政府部門進行行業協會改革時最難拿捏的關鍵。其中，一方面要切斷那根連著權力的臍帶，一方面也要防止形成權力與金錢的依附。

　　目前，上海市政府與行業協會之間可以公開發生金錢往來的惟一關系便是“購買服務”。比如裝飾裝修行業協會承擔了市建委的日常整治工作，建委向行業協會支付16萬元經費。上海市信息辦每年都要花數十萬向行業協會購買電子通信市場的調查報告。

　　“購買服務”也成為政府扶持行業協會轉型的一種手段，使其不至于在官方到民間的角色轉換中過于脆弱而夭折。

　　改革的另一個關鍵是解決“養老院”的問題。行業協會為人詬病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它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機關單位安置老人的一個分支機構。

　　前幾年，上海市行業協會從業人員的平均年齡接近60歲。當地的一位同行告訴記者，每次參加行業協會的會議，眼前的白頭發茫茫一片。

　　“老人”問題說白了是退休后的待遇。上海市規定，原屬機關編制的，男士年滿55周歲、女士年滿50周歲，其人員的編制、供給關系仍保留在機關額度內；如果沒有達到這個年齡，待遇參照企業，但是退休的養老金分段計算。

　　上海市希望通過這種辦法，使“老人”的數量按時間自然遞減，直至最終解決這一問題。

　　在變革中迂回行進

　　上海市威海路48號，行業協會發展署。

　　各行業協會的負責人近兩年來經常來這里參加培訓。

　　講師在會場上大聲向這些工作了幾十年的老同志灌輸這樣一個觀念：行業協會不是政府機關，也不是營利機構；不是政府的附庸，也不是政府的對手。

　　會場上坐著的大多是中老年人，對他們來說，人過中年以后還要重新學習培訓，是一件新鮮但絕不輕松的事情。

　　上海市對行業協會從業人員的培養方向是“職業化”。培訓僅僅是一種方式，在他們的計劃中，上海市還將建立行業協會工作人員職業化的市場準入制度，逐步實行經考核后持證上崗。

　　這些行業協會的負責人明顯感到氣候正在發生變化。對這種變化感受最強烈是那些曾在體制內游走過的行業協會領導人。

　　一名年過花甲的行業協會的老會長幾次委婉地謝絕了記者的采訪，他推薦記者和那些新行業協會的領導多聊聊，他向記者說，“他們才是行業協會的未來”。

　　新老行業協會的對比，從雙方印制的會刊上可以看出明顯的比較。前者精美，有實在的內容和會員企業的宣傳廣告，后者往往是薄薄的幾頁紙，印著一些文件法規。

　　那名謝絕采訪的老會長提起了范林根，范曾經是上海市經委一名享受處級待遇的干部，2002年，他主動提出創辦石材流通行業協會。這意味著，他將不能再享受體制內的好處。

　　范林根36歲，是學經濟的博士。他這樣解釋自己選擇的理由，“我是學經濟的，身上有些書生氣，像我這樣的人，既不愿意在體制內無所事事，也不愿意直接下海經商。在我看來，行業協會是做一個事業的平臺，正是像我這樣的中間人適合的。”

　　兩年下來，石材流通行業協會已經在業內很有名氣。范林根覺得做了幾件得意的事情：

　　2002年，上海市正大廣場裝修，一下用了七八萬平方米的進口澳洲砂巖。國外行業協會借口抬價，他們聯合國內的進口商進行對抗，開始發出中國石材行業協會的聲音；

　　一些政府部門在大型公共建設中普遍偏愛昂貴的進口石材，又不注意保養，石材流通行業協會便開始不停地游說，力勸政府部門采購國產石材，這一行動已產生了一定影響；

　　此外，石材流通行業協會一年要辦8個展覽，越來越多的國內外石材產地以及經銷商不敢小看他們。

　　這一切，讓范林根感到“很有成就感”。他說，這種體驗無法在機關辦公室里獲得。

　　對于這幾件得意事，在去年的年會上范林根向會員企業作了匯報。“在這過程中，贏得了數十次掌聲，”范林根有點得意，“這說明企業對于協會的信任和感謝。”

　　因為工作的關系，范林根常與各種各樣的行業協會打交道。他說，“現在主管部門確實不再像婆婆那樣管我們了，行業協會發展署也很少干涉我們具體的事務。”

　　與內地相比，范林根感覺上海行業協會的改革是超前的。他在與福建等地的石材行業協會打交道時，發現這些地方代表企業出來說話的基本上都是當地的市長。在石材流通行業協會舉辦的論壇上，一下就來了六七個市長，而上海方面沒有一個官員出席。

　　在找市長還是找市場的問題上，上海正處在一個迂回變革的時期。

　　范林根說，“我們當然希望政府對行業協會的管理能夠更加簡化，盡管我們能夠理解在過渡階段政府所采取的一些做法。”

　　目前，石材流通行業協會的經費來源有這么幾塊：一是每個會員企業每年1000多元的會費，共有300多個會員；二是政府委托其市場調查，“購買服務”；三是辦展覽。

　　在這中間，會員是其“衣食父母”，因此協會站在企業的立場成了一種當然的選擇。

　　上海的改革目前還只是進行了最初的幾步，離理想狀態仍有距離，而且，改革過程中仍不斷有新的問題需要解決，行政化的推進模式如何與市場需要結合起來，還需要摸索。同時，這場改革只能在大的體制下進行，有些現狀無疑是有些尷尬的。例如，對行業協會違法違規行為的執法，上海市行業協會發展署的職能僅僅是協助，執法主體依然是社團管理局。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李國強曾建議：政府對社團管理應明確分類，把經濟類社團從中單列，與政治性等其他類別社團分別管理，放松對經濟類行業協會管制，給予充分自主管理權。

　　按規定，建立行業協會必須要有一個政府主管部門。李國強建議，不要求行業協會找主管婆婆，由行政審批部門一家管理、監督就行了，同時重新定位現行行政審批部門職能。

　　上海市會展行業協會的一名工作人員曾向記者說，如果不能突破行業協會制度框架，上海市行業協會發展署這樣的機構就很難樹起真正的權威。

　　對于上海而言，很多都是時間的問題，最重要的是，他們已經在政府改革最堅硬的部位開始了手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