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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豐
“如果上個世紀的經濟政策制定給了我們一些啟示的話，那就是它讓我們知道了實現強勁的長期增長與良好的微觀經濟政策的關系通常要強于同宏觀經濟政策的關系。”《經濟學家》雜志曾經這樣寫道�，F在，中國的央行似乎正在尋找這樣一種經濟政策，從而使微觀調整與長期增長產生聯系。
3月24日，中國人民銀行同時發布兩項決定：實行差別存款準備金率制度和再貸款浮息制度。
就在不久前結束的“兩會”上，經濟運行是否過熱以及貨幣政策需否從緊的話題熱議不止，央行此時推出上述兩項政策，加上近期不斷進行的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回籠貨幣的行為，很容易讓人理解為經濟過熱苗頭確已出現，央行正嘗試各種更具彈性的方式抑制這一趨勢。
這樣的意圖當然很難說沒有，但同時我們也注意到，本次調整由于僅涉及到少量金融機構，因此它對于整個貨幣投放量的調控作用是有限的，因此，它的立足點，應該還是更多地在于推進商業銀行實行更為理性的經營行為、建立更為合理的治理機制。而這，不獨對于股份制商業銀行，更包括股改中的國有銀行以及熱議中的民營銀行，都是極其重要的。
反過來看這個問題，已經成為共識的一點是，中國的貨幣政策之難點，尤其在于傳導機制不舒暢，使得貨幣政策當局經常處于力不從心的境地，更有甚者，他的很多政策的出臺，其本身針對的就是商業銀行的一些非理性行為，如專門針對房地產貸款的121號文件，這種現狀直接影響到政策的效力。
由此反觀成熟市場的情況，如格林斯潘就曾不無驕傲地指出，美國經濟本身具備足夠的康復能力，能很好地吸收各種沖擊，幫助其度過危機。這樣高度商業化的金融體系，一方面使得貨幣當局的各項政策甚至僅僅是信號，能夠具備很高的敏感度，另一方面，其本身的修復能力，能夠在很多時候擺脫對于政策的依賴而更多地借助市場力量。
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這樣處于轉軌時期的國家，政府普遍面臨的難題是：一方面，過于微觀的經濟政策不利于市場體系的成熟，但另一方面，市場本身的不成熟又迫使政府必須出手干預市場主體的某些行為，而打破這樣的怪圈的有效途徑甚至是惟一的途徑，就是通過積極、有效的引導，幫助企業迅速成為合格的市場參與者，從而實現宏、微觀經濟間的良性互動。我們高興地看到，中國政府正在日漸熟練地實行這一舉措，其中就包括上文提到的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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