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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第五屆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年會上，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馬凱發表題為《推進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性轉變》的演講，他提出，不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繼續靠大量消耗資源維持增長將難以為繼，難以實現GDP再翻兩番的目標。
馬凱說，我國還沒有完全轉變“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協調、難循環、低效率”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建國50多年來，我國的GDP增長了10多倍，但是礦產資源的消耗
增長了40多倍，每增加1億元GDP需要的投資高達5億元。2003年，我國消耗的各類國內資源和進口資源約合50億噸，其中原油、原煤、鐵礦石、鋼材、氧化鋁和水泥的消耗量分別為世界消費總量的7.4%、31%、30%、27%、25%和40%，而創造的GDP僅相當于世界的4%。
實際上，早在1980年代，對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就有過充分討論，但是20年來，問題依然如故。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不是紙上談兵所能解決的，我們首先要問清楚，高投入、高消耗的主體是誰？
有統計顯示，2003年以前，國有投資增長速度達到了30%至40%，但是私人企業投資卻是零增長或者負增長。這是一種非典型的“擠出效應”。
根據經濟學原理，典型的擠出效應是因為政府投資加大，導致利率上升，上升的利率排擠私人投資，使其退出投資市場。中國自1998年以來，8000億長期建設國債為主導的政府投資是在非政府部門投資相對不足的背景下實施的，非政府部門投資對于利息率的敏感度，相對正常經濟形態要弱化得多。而處在轉軌時期的中國經濟，民間投資的制度預期帶有很強的不確定性，加之通貨緊縮階段經濟相對景氣指數不高，所以，即便在穩健的貨幣政策指導下連續降低利率，民間投資還是按兵不動。中國的政府投資、非政府投資之間并不具有典型的此消彼長關系，這種狀況在1998年之前同樣明顯。
一般而言，在影響宏觀經濟的兩個杠桿中，貨幣政策偏向于市場調節，財政政策特別是國債投資，偏重于政府計劃調節。我國經濟發展相當程度上還帶有計劃經濟的胎記，如果對政府投資規模不加控制，有可能強化計劃體制的作用，導致舊體制復歸，不僅原有高投入、高消耗的經濟增長方式難以改變，而且又會進一步加劇體制性因素對民間投資的約束。減少政府投資、放開民間投資同時要求體制變革的力量。
馬凱表示，新的投資體制將會盡快出臺。這場關系到資源配置從政府為主向市場為主的轉軌性改革，重要的兩點在于對政府投資建立起責任約束機制，同時將民間投資準入的調控權更多的交給市場。
但是，當前的情況是，中國經濟走出通縮、經濟預期逐漸明朗，大量的政府投資已經帶來了民間投資的跟進效應，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由1997年的33.5%快速提高到2003年的47.2%，達到1978年以來的最高水平，2004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更將達到6萬億的規模。經濟的行業性過熱已經形成共識，宏觀調控也面臨由松到緊的壓力。
在鋼鐵、水泥、電解鋁等行業已經受到融資手段限制的情況下，問題似乎只在于如何進一步控制投資過熱。相比行政的調節手段，經濟手段調節更加順理成章，調節杠桿的本身則要求對行業投資形成可判斷的標準，并根據這些標準應對千差萬別的具體情況。
這與目前已經被國務院常務會議原則通過的投資體制改革方案恰好吻合。本次投資改革的核心內容，是非政府資金建設項目由審批制向核準或登記備案制的轉變，其中《政府核準項目目錄》正是一個可依賴的“標準”。
但必須注意的是，不能通過市場競爭在混沌運行的經濟中形成客觀、靈活的標準，無論主管部門如何強調避免“一刀切”的做法，恐怕也會身不由己。能否更多的依靠市場本身的力量解決投資問題，對即將出臺的投資體制改革是一個嚴峻的挑戰，也是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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