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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崔克亮 王海坤 3月22日北京報道 中國農民數量巨大，短時期內顯然不可能實現農民在收入水平上與城鎮居民的平等，這是由中國國情決定的。但是，應該讓農民更多地分享到工業化、城鎮化和現代化的成果，應該為農民創造更多的發展自身、改變現存狀況的機會，這是應該而且必須做的。
今天中午，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04年年會上，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陳
錫文如上表述。
陳錫文指出，在綜合國力不斷增強的條件下，應該盡快建立和完善公共財政的體制，通過增加轉移支付的手段，向農業、農村和農民提供更充分、更有效的公共品。尤其是應當加強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增加對農民的人力資本投資和醫療衛生保障。
陳錫文分析了導致農民收入增長慢的原因。他認為，從近年農民收入增長的結構看，暴露出的一個顯著問題是，1998年至2003年的6年來，農民的人均純收入增加了572元，但在新增加的部分中，沒有一分錢是來自于農業的。在過去的6年中，農民人均每年來自農業的純收入，沒有一年能夠達到1997年的水平。導致農業不能增收的主要原因是兩個：一是農民的轉移速度明顯滯后于農業在GDP中的下降速度。目前，我國農業在GDP中的份額已經不足15%，但農業的從業人員卻還占到全社會從業人員總量的50%。二是城鎮居民收入快速增長所引起的消費結構變化，使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快速下降，農產品市場難以擴大，導致農產品市場價格長期低迷。在這樣的背景下，如果購買商品農產品的城鎮消費者群體沒能得到迅速擴大，農民就很難指望在從農業中增加收入。于是，問題就回到了只有減少農民、加快城鎮化的進程，才能不斷擴大農產品的市場，使農民獲得增加收入的可能性。但這顯然只能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陳錫文強調，在這個漸進的過程中，如果不注意保障農業的利益，使農民長期不能從農業中獲益，那就一定會導致農產品供給的逐步下降，從而推動農產品價格在某一時點后的大幅度上漲。這實際上是農民要求改變收入分配格局的一種強制性的行為。這種現象，在1994、1995年曾經出現過，農產品價格在那一階段大幅度上漲，帶動了整個物價的上漲。而農民的人均名義純收入，則在1994到1996年三年內增長了109%。應該說，目前，在農民持續了7年的收入增長困難之后，再次出現這樣的局面，并不是不可能的。改革以來，中國在1988年1994年兩次出現比較嚴重的通貨膨脹局面，都與農產品的供求關系由寬松逆轉為趨緊有關。這表明，在中國的國情下，要避免全局性的經濟波動，就必須關注農業和農村的發展狀況、必須保障農民應有的經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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