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李振華北京報道

　　今年“兩會”期間，包括吳敬璉在內的多位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就“以450億美元外匯注資中行和建行”一事曾展開討論。而為此新成立的中央匯金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匯金公司)在被國務院定為其直屬機構后，它在國有商業銀行改制中將出演何種角色，至今也是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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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此我們訪問了北京師范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鐘偉教授和國家開發銀行專家委員會常務副主任王大用(王此前任職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系1998年財政部向四大銀行注資2700億元人民幣方案的要設計者)。

　　外匯注資引發爭論

　　《21世紀》：您如何看待這次以外匯儲備注資中國銀行和建設銀行？

　　鐘偉：《中國人民銀行法》第四條最后一款規定：人民銀行可以持有和經營外匯儲備。但問題是這450億美元注入銀行體系后被從國際儲備中扣除，所以盡管450億美元仍然屬于央行資產，但儲備的性質已經發生改變，這是個很大的問題。

　　第二，盡管這450億美元不能用來沖銷壞賬，僅僅用來充實資本金，但從銀行的角度來說很難做到。即便中建兩行用原有的資本金把損失類貸款全部勾銷掉，但并不能保證此后不產生損失類貸款，這些損失在銀行的利潤和所有者權益不能沖抵的情況下，是不是要由450億美元資本來沖銷？怎么能夠阻止商業銀行進行沖銷呢？如果阻止商業銀行用這些資本去沖銷的話，資本就沒有起到該起的作用，資本就沒有配置到風險防范的各個環節當中去。

　　第三，外幣資本金與本幣錯配。資產的擴張是要靠資本金作支撐的，但現在核心資本全都是美元和黃金，資產除了少量的200億-300億美元的貸款之外，其余都是本幣貸款，假設人民幣以后升值，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就會迅速下降。如何規避資本金匯率的風險和黃金價格波動風險等等，對商業銀行是個難題。防范辦法之一，就是將450億美元兌換成人民幣。但央行又明確規定這450億不能兌換，不能結匯，否則基礎貨幣就會增加，有可能導致通貨膨脹。

　　第四，中行和建行股份制改造的方案還沒有披露出來就動用外匯儲備對其注資是不合適的。中國的外匯儲備和外國的是有微妙差別的，比如日本的儲備就是對國外的債權，但中國的儲備對外是債權對內是負債，因為中國實行的強制結售匯制度，每匯入境內一美元，央行就發行8.26元基礎貨幣用以收購，在央行的資產負債表上就顯示基礎貨幣的外匯占款增加，儲備也隨之增加。

　　動用外匯儲備就是動用了對公眾的債務，或者是動用了公眾的對外債權，因此必須向公眾披露詳細的信息，使公眾能夠對此進行監督。但現在股改方案都不披露，如何監督？

　　對這次注資行為，外管局新聞發言人講，外匯儲備是為了保持對外支付，維持金融秩序的穩定。如果有一天股份制銀行和外資銀行干得很糟，影響金融穩定要不要注資？這就開創了非常危險的先例。

　　王大用：現在的外匯注資不一定不屬于外匯儲備，外匯儲備要進行投資，比如買美元外債。4000多億外匯儲備用在了各種投資工具上，但問題是外匯儲備是國家在未來面臨不確定性的時候，遭到外部的危機和沖擊，用來保證國家收支平衡和匯率的穩定，保證國民經濟平穩運行。這筆錢關鍵是要穩定，安全前提下保證有限的回報。從這角度上講不應該投資于高風險的投資工具，而國有銀行的管理很差，經營風險很高，違背了外匯儲備經營的基本原則和要求。

　　但央行這么做也沒有實質性的違規，因為銀行上市之后，注入的外匯資本可以退出，重新成為外匯儲備，注資作為一種銀行改革的權宜之計也說得過去。

　　匯金公司地位尷尬

　　《21世紀》：您對匯金公司職能如何看待？

　　鐘偉：我覺得匯金公司目前扮演的角色非常尷尬。

　　第一個問題，是匯金公司是否有強烈的監管動力。我們注意到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中國銀行新聞發言人在發布注資消息時說，從收到225億美元的第1個小時起，計息就開始了，這樣就讓人很不理解。如果匯金公司給中行建行注入的是股本金，股本金只能是在一個會計年度結算之后，計算出利潤提留，然后決定每一股應該分多少錢。現在從注資的第1個小時之內就開始計息，就是說注入股本金的收益水平與商業銀行的經營收益是沒有關系的，或者說匯金公司給中建兩家不是普通股本而是非積累永久優先股，是一種有債務的約束？這樣的話豈不是對商業銀行失去起碼的經營約束？

　　第二個問題是，到底該不該賦予匯金公司人事權。如果匯金公司對董事會成員的任命沒有決定權，那就是不完全股東，改制就很難有強有力的所有者約束。只關心資金的運作的話，就相當于金融國資委的角色，商業銀行仍然是一個附屬性的金融機構，改制基本上是往回走了。

　　如果匯金公司享有人事權的話，450億美元畢竟不是來源于匯金公司而是公眾，匯金公司難免濫用職權。如果匯金既享有人事權又享有財產收益權，那么便擁有了國有銀行體系改革最大的發言權，這樣就把銀監會虛置起來。如果權利平等分配，中組部、銀監會、央行和匯金之間的溝通和調整難度比較大，匯金公司的角色的確很尷尬。所以是進也難退也難。

　　應該將匯金公司作為全國人大的直屬機構，由人大財經委或其他機構來直接管理。因為儲備屬于公眾負債，涉及公眾利益。另外要割斷中建兩行與行政的瓜葛。放在人大監督之下進行改制，可以形成權力制衡。

　　王大用：匯金公司難當國有資本出資人的職責，從現在來看匯金公司是虛置的空殼公司，許多官員都來自于財政部、人民銀行和外管局，屬于政府官員，他們的職責到底是什么？他們都有自己的本職工作和工作目標，極容易造成目標之間的沖突。另外公司的實體業務在哪里？職責是什么？因此匯金公司只能作為一種過渡，以后必須把國有出資人真正人格化，由人格化的出資人來專門履行職責才能真正解決出資人虛置問題。

　　如果今天不進行制度的革新，再次注資5年以后看今天可能和今天看五年前一樣。

　　建議成立銀行控股公司

　　《21世紀》：我們究竟應該如何避免現在治理結構的缺陷？

　　王大用：我認為應該把現在所有銀行的國有資本都集中起來，在這些銀行之上，建立一個國家銀行控股公司，國家對銀行控股公司進行注資，這個控股公司再將資本投資到國有銀行之中。這不需要實際操作，組織機構完善之后，一個簡單的會計操作就行了。比如現在6000多億的四大銀行國家資本，變成國家對銀行控股公司的資本投入，負債就是對國家的負債，資產就是對四大銀行的股權。

　　控股公司所有的職能就是保證出資安全。然后使股權多元化，引進戰略投資者。這時候董事會的董事就由原來的控股公司和其他大股東共同委派，當然還有代表存款人和公眾利益的獨立董事。

　　《21世紀》：那么控股公司的官員仍然由國家委派嗎？與現在的匯金公司有什么區別？

　　王大用：國家僅僅是對國家銀行控股公司這一級任命官員，其職責就是使銀行資本增值，但不再參與經營。通過引進戰略投資者，使銀行董事會人員組成中不再只是官員。在經營層，比如工商銀行的行長就由董事會在銀行家市場來聘任，工作業績不理想，由董事會決定其去留，不再由中央或中組部來決定。國家任免截止在控股公司這一個層面，往下切斷銀行與行政的臍帶，按市場化運作。

　　目前匯金公司根本起不到這樣的作用，匯金公司的體系，我理解是在去年前幾個月，國家按注資、資產剝離的思路延續下來的結果。如果我們到此為止，恐怕這次改革又會流產，白白地損失450億美元和幾年的寶貴時間。

　　《21世紀》：現在四大銀行都有計劃發次級債，您怎么評價這樣的行為？

　　王大用：四大行都發行次級債誰會來買值得研究。目前國家開發銀行是在銀行間市場發行次級債，主要的購買者是四大銀行。如果四大銀行發行次級債，誰來買呢？如果不在銀行間市場上，那這么大的資金量，能不能發出去是個問題。

　　再一個發債的動機是什么？要達到上市要求的資本充足率？這么急功近利的做法不足取。另外，次級債的利率究竟定在什么水平，如何向社會公眾解釋次級債的最后清償性質都是一個問題。

　　汲取日本銀行業改革教訓

　　《21世紀》：日本政府對銀行進行注資和治理結構改造，經過了一個漫長的博弈過程，雖然銀行上市了，股權分散了，融資渠道多了，但仍然沒有形成一個好的股權結構，各種利益集團不斷博弈是日本政府持續對銀行進行重組和注資，中國如何避免這個問題？

　　鐘偉：日本經驗教訓值得借鑒。首先商業銀行改革的時機選擇非常重要，銀行改革與經濟周期密切相關。日本在經濟蕭條時候進行銀行改革，此時企業境況不太好，居民的儲蓄增長比較慢，銀行經營自然不太好，銀行改制帶來的問題使銀根進一步緊縮，這造成更多的企業倒閉，銀行資產質量進一步降低，形成惡性循環。

　　中國選的時機不錯，經濟處于景氣周期，我們現在說讓世界分享中國經濟的增長機會，實際上是中國與世界各地的投資者分享收益，也共擔風險。這一點中國比日本明智。

　　其次在制度結構上，必須明確誰對什么事情負責，必須有一個懲罰機制。日本強調公司治理結構時，是董事會共同決策，集體承擔責任，實際是沒有人承擔責任。中國情況類似，并且集體負責有強化的趨勢。

　　第三點，競爭環境的原因。日本在服務業方面的開放特別差，日本在服務業開放度只有1%，沒有國外同行的充分競爭，日本國內的銀行整體沒有動力提高治理水平。這一點中國要好一些，有大量的外資銀行參與競爭。因此，我想中國不會出現像日本那樣反復注資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