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習記者 劉兆瓊 本報記者 文釗

　　北京報道

　　3月11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兩會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稱，雖然消費物價指數�烠PI�犛兴�上升，但還不到要調利率的程度。之前他已經明確表示本月不會加息。在談

黃頁微成本營銷方式 不見不散約會新主張 小戶型主陣容揭曉 多媒體互動學英語

及什么時候會加息的時候，他只是說“還有待進一步觀察”。他解釋說，央行在進一步觀察，前一個階段所采取的貨幣政策在今后這幾個月會發生什么樣的效應。

　　周小川話音猶在耳，CPI指數應聲而落。3月12日，國家統計局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2月份CPI同比上漲2.1%，而1月份CPI漲幅為3.2%。

　　這使得今年以來不斷增強的加息預期多少打了個折扣。短期內貨幣政策似乎沒有更多的秘密了，但是今年宏觀調控的懸念并沒有就此消除，央行依然留著后手，至于什么時候出手，也許正如周小川行長所說，如果把握不準，可以稍微等幾個月。

　　加息還是不加爭了很久

　　在央行所掌握的三種貨幣政策工具中，目前公開市場業務幾乎已經成為央行微調的常規武器，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去年已經小試牛刀，而利率武器則至今仍未使用。在周小川做此番表態之前，關于是否加息的討論已經趨于白熱化。

　　從去年11月至今，CPI同比增幅已經連續4個月超過3%，1月份的數據為3.2%。3月12日，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月份CPI增幅為3.2%，而商業銀行1年期存款利率為1.98%，如果考慮到20%的利息稅率，實際利率只有1.58%，這意味著銀行存款利率保持1.5%的負利率超過了4個月。據此，一些學者認為，加息是必然之舉。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宏觀室主任袁綱明表示，加息已經提到眼前了。他認為，現在的低利率是改革開放以來所沒有的利率下調到目前的2%以下，實際上是通貨緊縮給壓下來的，“擺脫通貨緊縮的第二個戰果就是擺脫低利率。”袁綱明預測，央行可能在第二季度選擇加息，加息的幅度就是CPI與存款利率之間的差額，也就是說，央行至少會加息1個百分點。而且，他認為，在價格上漲對消費者利益產生影響時，不能犧牲低收入者的利益。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宋國青教授認為，早就應該加息了，現在加息已經是一種事后的反應。

　　不過，在國家發改委宏觀院經濟所所長陳東琪看來，在美聯儲調整利率之前，中國應繼續維持低利率政策。對于目前的負利率狀態，他的看法是，一來時間還短，決定加息要面對很多不確定性因素，而且還要考慮物價上漲是短期因素還是周期性價格上漲決定的。從目前的信貸增長速度和貨幣供應量來看，下降的趨勢是比較明顯的，并且已經接近于調控目標的合理區間內，在這種情況下不能考慮加息。否則將引起貨幣和信貸下降共振，同時抑制投資和消費。

　　在加息是否能夠解決上述問題的考量上，決策層顯然還有另一個考慮因素，即加息可能加大人民幣升值預期。這也是一些學者認為不應該在美聯儲加息之前加息的原因之一。

　　差別存款準備金猜想

　　3月5日，央行副行長劉廷煥表示，央行在操作手段上要根據不同銀行的情況實施區別對待，不同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可以有差別。他認為，對資產質量好、資本金充足率高的銀行，央行的存款準備金率可以低些；否則，就應該提高。可以是8%，也可以是8.5%。

　　由于存款準備金被公認為一劑猛藥，動用這種工具引起的市場震動相當之大，去年央行宣布提高存款準備金一個百分點，即引起很多爭議。據稱，一些中小銀行由于流動性出現問題，不得不拋售國債變現，損失慘重。因此，劉廷煥的這一表態引起很大關注。

　　劉廷煥的表態不像是隨便一說。因為去年央行上調存款準備金率時，原定方案是上調兩個百分點，而最后確定的是一個百分點，這等于給今年預留了一個百分點。因此，市場中人士一直有預期認為，央行今年會進一步提高存款準備金利率。不過，對于何時出臺這樣的政策，劉的說法也相當模糊，只表示“要選擇合適的時機，否則效果就無法體現。”

　　“除了農業銀行和農村信用社存款準備金率保持7%不變之外，其余的國有商業銀行和股份制銀行將實行差別存款準備率。”在記者就劉廷煥副行長的表態求證時，一位央行內部人士向記者這樣證實。這位央行人士稱，央行目前正在研究具體的管理標準，資產質量標準是我們研究的重點。

　　“這個標準肯定會是統一的，除了農行和農村信用社之外，工、建、中將和11家股份制銀行一樣執行同樣的評判標準。”王松奇說。

　　王松奇是差別準備金率的主張者。他認為，在各個商業銀行存在資本、資產、經營狀況及風險差異的情況下，從中國國情實際出發實行差別存款準備金率不失為一種明智選擇：即在7%的基點上以一定點數為限對那些經濟資本比率低、不良資產比重高、潛在支付風險大而又盲目擴張信貸規模的銀行實行較高的法定準備金率，對存在特殊情況具有較重歷史包袱的銀行仍實行原定的準備金率。

　　王松奇相信，這樣的政策一旦施行，就能對商業銀行的放貸能力和行為產生強烈的影響，將銀行個體的信貸擴張和收縮統一約束在總體風險控制的基本框架下，避免了實體經濟中個別部門的過度貸款需求傳染為銀行信用風險，同時又刺激商業銀行以提高自身基本面狀況作為其擴大資產業務前提。

　　事實上，央行去年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即帶有鮮明的差別色彩，正處于改制關鍵期的農信社仍然保持了6%的存款準備金率。這在當時被一些評論人士認為是存款準備金制度改革的一個信號。

　　不過，差額存款準備金這個設想要付諸實踐還有相當大的阻力。

　　華夏銀行計劃財務室江先生表示，《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管理辦法》3月1日剛剛實施，在業內反響強烈，現在又要差別化管理準備率，監管體系很難跟上，資產質量的評判標準難以真正做到公平公正。他認為，這一政策估計短期內不會出臺，至少要等《辦法》執行一段時間，形勢平穩后才能真正實施。

　　招商銀行總行計劃部李經理亦認為，這一措施顯然是要區別對待不同的銀行，出臺難度較大。

　　另外，仍然有學者認為這是央行的一項歧視性政策。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發展室主任易憲容說：“銀行沒有完全商業化，國有商業銀行占有更多資源，以后出臺的評判準備率高低的標準肯定會偏向國有商業銀行，這樣的政策只能是犧牲股份制銀行的利益來保證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順利進行。”他認為，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可以由財政買單，而股份制銀行卻沒有這樣的優勢；現在就國有商業銀行和股份制銀行資產質量的好壞進行比較本身就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