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李文凱

　　自從18世紀工業革命在西方發軔以來，人類便以為自己尋到了自我發展的終極密碼，隨著滾滾的車輪與隆隆的機器轟鳴，一番無邊無際、無限無量的樂觀發展前景被反復展示。但這種樂觀最終被環境問題擊碎，“技術萬能論”與“無限發展觀”一步步淪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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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一個富于潛力的專有名詞，“可持續”最早是出現在19世紀關于林木的“可持續產量”的研究之中，此后關于漁業的“可持續產量”問題再次被提及。

　　然而最終促發人類大反思的機會，卻是一系列充滿死亡氣息的公害事件：1930年比利時馬斯河谷煙霧事件、1948年美國賓州多諾拉煙霧事件、1961年日本四日市哮喘病事件、1955年開始的日本富士山縣骨痛病事件……這些動輒令人大面積患病甚至死亡的環境事件，成為“自然界的報復”，沖擊著一味掠奪自然進而破壞環境的片面發展模式。

　　1962年，一本讀后令人毛骨悚然的作品登上美國暢銷書的排行榜——這本名為《寂靜的春天》的大作，并非什么驚悚小說，而是美國生物學家卡森論述殺蟲劑、特別是滴滴涕對鳥類和生態環境造成毀滅性危害的著述。此書的問世，給作者帶來了一些麻煩，但發展必須顧及環境問題的思維，卻從此根深蒂固地走進了全球政治、經濟議程的中心；書中提到的“可持續性”一詞，逐漸成為流行概念。

　　一個真理，往往需要被不斷地論說，才可能在人類“致命的自負”里擠出引起注意的空間來。而這樣的一種注意，自然還跟整個20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要求“以理性質疑理性”的社會熱潮緊密相關：嬉皮士、搖滾樂、同居潮……一系列要求在工業文明基礎上再“啟蒙”的熱浪“顛覆了世界”。

　　而在更為根本的“認知世界”層面上，也開始有了以哈耶克為代表的進化論理性主義者的反詰——人類的理性雖然是獨一無二的稟賦，但它并不足以安排整個人類社會的進程——事實上，連經濟運作的進程也左右不了。

　　在這樣的思潮下，人類可以一力主導經濟前行與社會進程的認識論基礎也發生了動搖。1968年，來自全球(主要是歐洲)的100多位學者、名流聚會羅馬，討論當時人類的困境與出路。聚會中，基于共同的擔憂，與會者以人口增長、工業發展、糧食生產、資源耗費和環境污染等人類面臨的五大嚴重問題為研究對象，成立了一個名為“羅馬俱樂部”的組織。4年后，這個組織發表了震動世界的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報告根據數學模型預言：在未來一個世紀中，人口和經濟需求的增長，將導致地球資源耗竭、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除非人類自覺限制人口增長和工業發展，這一悲劇將無法避免。

　　報告也給出了一個激烈的解決方案：零增長。這顯然有失偏激而遭詬病，以至反對者以同樣的關鍵詞撰書《沒有極限的增長》進行反駁。

　　但這樣的瑕疵不能淹沒《增長的極限》的后勁，在“可持續發展”大行其道之后，這個閃耀著人類自我反省光輝的報告，被奉為了“綠色行動”的“圣經”。

　　1972年實在是新發展觀的一個好年頭，除了羅馬俱樂部的經典奉獻之外，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在斯德哥爾摩舉行，同年聯合國環境署(UNEP)成立。在經過了“有機增長”、“全面發展”、“同步發展”、“協調發展”等一系列概念觀念的嬗變之后，聯合國選擇從民間機構手中接過了“可持續發展”的大旗。

　　1980年代初，在美國連續出版《公元2000年的地球》與《建設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兩本報告之后，在全世界范圍內形成共識的時機已經日益成熟。1983年11月，聯合國成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ECD)。

　　經過4年的研究與論證，WECD于1987年提交了成果———《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正是在這份報告中，“可持續發展”的模式被正式提出。這一全新的發展模式深刻地檢討了“唯經濟發展”理念的弊端，強調需要從當代和后代兩個維度謀劃發展，并注意生態環境的保護與改善，明確提出要變革人類沿襲已久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并調整現行的國際經濟關系。及至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UNCED)通過《21世紀議程》，更進一步確認和明晰了“可持續發展觀”的理念與內涵。

　　幾十載的理論突破，終于在20世紀的最后十年開始有了實踐的收獲。美、德、英等發達國家與中國、巴西等后發國家，都先后提出了自己的21世紀議程或行動綱領，不約而同地強調要在經濟、社會與環境等方面協調共進。

　　針對傳統發展模式的質疑與突破，無疑是首先在西方國家發軔并逐漸成熟的，這跟西方發達國家首先完成了經濟繁榮并遭遇相應問題有關。事實上，傳統模式聚焦于經濟的片面發展，一方面是人類的理性認知存在時代局限，同時更跟發展的程序有關———發展的自由要優先于發展的正義。如今，發達國家的經驗已經呈現出了一個相對完整的路線，后發國家理當可以避免踏入同樣的誤區———不少后發國家在自己的經濟趕超階段都聲明，自己不會重復“先發展、后治理”的老路———然而結果還是往往存在一個相對集中的發展自由優先于發展正義的階段，但前車之鑒在眼，國際潮流所示，這樣的階段可以得到盡量的縮短，而跟隨人類文明的進步，越來越多不限于人口問題與環境問題的人本關懷，被納入協調、持續的科學發展理念中。在這個意義上，可以最豐富地吸納新發展觀的內涵，而盡量縮短步向新發展時代的必要過程，是后發國家的一個重要后發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