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發展觀關于統籌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的描述，使香港以新的姿態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之中。通過CEPA，香港的各項優勢將使正在經受全球化考驗的中國內地獲得寶貴的緩沖之機

　　□本報記者 雷劍嶠 本報見習記者 吳傳震

　　在出任中國國務院總理之后3個月，溫家寶來到了香港。“我應該來，”他感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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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應該再早來一點，也就是在香港最困難的時候來看看同胞。”

　　其實早在2003年3月18日，他就在中外記者見面會上說：“我希望早一天到香港去，越快越好！”

　　此言出時，正是香港乃至整個中國SARS肆虐之時。到溫家寶真正踏上香港土地的時候，SARS陰影已經逐漸散去。

　　但在香港人看來，溫家寶沒有遲到。6月29日，溫家寶出席《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以下簡稱CEPA)簽署儀式。“有人說這個《安排》是一份‘大禮’。”溫家寶在演講中引用了這種說法，不過他馬上作出了修正：真正的大禮是“中央政府對香港既定的方針政策都不會改變”。

　　而在當年10月14日，在新出臺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引人注目地增加了“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這一條。

　　這些跡象表明，在內地市場全面開放的背景下，香港雖面臨經濟暫時衰退的不利局面，但其在中國新發展戰略中的重要地位不僅沒有改變，還將擔負更多使命。

　　對外開放的橋梁

　　盡管這是一個誤會，但從1980年代初開始，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內地人的確普遍把來自香港的人都當作富翁。這種觀念的形成與下列一些數字有關：至今已有超過90%的香港企業在珠三角建立了工廠，投資總額達6000多億美元，占香港境外投資的80%以上。那時候，香港企業成為內地的投資主體，那些操著蹩腳普通話前來投資的香港老板是內地的政府官員們最歡迎的客人。

　　那些獲得熱烈歡迎的香港老板們大多屬于當地的中小企業，因為他們已經承受不起香港高昂的房地產價格和商務成本，被迫將制造基地遷移至內地。美國《財富》雜志舉了一個例子：到1997年6月，一套距離市中心很遠、毫無吸引力可言的600平方英尺的公寓住宅能賣到50萬美元的價格。

　　但從1990年代后期開始，隨著中國內地市場全方位地開放，中國逐漸成為世界最重要的經濟體之一。2002年，中國進出口總額達到6207.9億美元，出口額和進口額分別為3255.7億美元和2952.2億美元。

　　在這樣的大背景置換過程中，香港在中國經濟中的優勢地位也發生了變化。1980年代，內地80%以上的外資與外匯來自香港，現在這兩個數字分別下降到50%與40%；1980年代，香港的GDP占中國的1／3，現在只占1／9。

　　這也與香港自身的經濟狀況有關。在香港，溫家寶指出了香港經濟的病根，“主要是結構性問題，這是長期積累形成的。失業率高企，財政赤字增加，都是經濟結構性矛盾的綜合表現。”

　　從表面上來看，這似乎意味著香港對中國經濟沒以前那么重要了，美國的《財富》雜志甚至提出了“誰還需要香港”的疑問。但事實上，在中國兌現WTO承諾的時間變得越來越緊迫之時，香港仍然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

　　溫家寶無疑看到了這一點，在訪問香港的短短3天里，他曾經多次作出了類似的暗示。

　　去年6月30日，在考察香港大型基建工程的船上，他說：“香港要努力創造一個有利于外資進入香港的穩定環境。”同一天，在參觀香港交易所時，他對于將香港證券市場比喻為“國際列車”的說法頗感興趣，他希望香港可以作為交易平臺，使內地企業透過香港上市，走向國際化……很明顯，香港已被視為實施“引進來”、“走出去”相結合的對外開放戰略所必須的橋梁。

　　實際上在此前后，溫家寶都強調過香港作為“橋梁”所具有的優勢：是世界上最開放的自由港，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有著廣泛的國際經濟聯系、發達的基礎設施、完善的市場體系和比較完備的法律制度，“這些優勢不僅不能丟掉，還要繼續發展。”———不難看出，這些優勢正是一個資本引領者最需要的東西。

　　而“繼續發展”的途徑，溫家寶也已經給出了答案，那就是背靠內地，從內地的日益繁榮中獲得更多的發展機遇、更大的發展空間和強有力的支持，發揮香港優勢，保持自由經濟特色，激發經濟活力，增強國際資本吸引力，提高競爭力。

　　深圳大學國際金融研究所所長國世平認為，首先被“引進來”的將是一些急于進入中國的外資中小企業，他們可以在香港尋找合作伙伴協助開發內地市場或者在內地進行采購，畢竟香港的法律、會計準則與他們比較接近，而在這方面內地尚未完全與國際規則接軌。

　　越來越多的香港人也看到了這一點。香港總商會總裁翁以登認為：隨著內地向香港進一步開放市場，內地將從香港獲得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資。

　　“我無法統計這個數字，但這種趨勢越來越明顯。”香港駐粵經貿辦事處主任梁百忍說。

　　國內發展的推動者

　　溫家寶在今年2月底闡釋“科學發展觀”時指出，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充分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但在借助香港向世界打開了一扇大門的同時，國內發展又將如何推動？

　　眾所周知，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分別是內需、出口和投資。

　　2003年中國外貿進出口總額為8512.1億美元，比2002年凈增2304億美元，其中出口4383.7億美元，增長34.6%，居全世界第四位。但在今年，中央已經開始著手控制經濟過熱，連續實行6年之久的積極財政政策有可能會告一段落，一個明顯的信號就是2004年擬發行的建設國債比上年減少了300億元。

　　此時，內需的重要地位愈加凸顯。可惜的是，內需明顯不足。

　　因此，溫家寶在香港言及內地經濟形勢時，第一個就把“擴大內需，調整結構”當作中央政府保持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最重要手段給提了出來，且語氣堅決：“無論是克服當前困難，還是實現長遠發展，立足擴大內需都是必須堅持的基本方針。”

　　深圳大學國際金融研究所所長國世平認為，內需不足的關鍵是沒有形成真正統一的國內市場。東部沿海地區與國際市場的聯系已經超過與西部和東北市場的聯系，因此造成國內跨地區投資非常弱，經濟發達城市對腹地的拉動也非常小。

　　由于曾經成功帶動過珠三角的經濟發展，人們期望香港能夠繼續發揮資金管道的作用，將資金帶到西部和東北。這個期望看來不算過高，CEPA簽署不過半個月，包括新鴻基、恒隆、香港興業、新世界、和黃、恒基、瑞安等在內的香港地產商們就紛紛加快了轉戰內地的步伐。

　　但內地的經濟仍然存在深刻的隱憂。雖然已經成為公認的世界制造業基地之一，但中國的工業化仍處于初級與中級階段。出口產品附加值低，缺乏核心技術。“一船貨出去，換回來幾箱零件。”深圳市社科院院長樂正這樣形容。

　　同時，內地的服務業仍然十分落后。以經濟發達的廣東為例，服務業僅占GDP的40%，而香港的這一數字是86%。

　　樂正認為，香港發達的服務業與內地強大的制造業相結合，可以提升內地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以及整體經濟的競爭力。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曾經被人寄以厚望的長三角的龍頭上海正加緊延攬香港人才以補其不足。

　　在這一點上，溫家寶親自點了香港的名。“要進一步調整、發展和提升服務業，使服務業在實現香港經濟振興中更好地發揮帶頭作用。”他在建議香港“調整結構，優化產業”時這樣說。

　　出口市場的過分集中，是中國經濟的另一大隱患。中國產品出口集中于歐美與日本市場，不僅帶來了國際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巨大壓力與反傾銷事件的屢屢出現，而且也不利于中國的出口安全。國世平說：“如果歐美經濟增長放緩，直接打擊的就是中國的出口。”

　　規避風險的做法有兩個：一是提出成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在這一點上，香港駐粵經貿辦事處主任梁百忍認為，泛珠三角經濟圈正是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核心，而香港就像“蘋果的核”，其圈中地位不言而喻；二是繞道香港，通過香港開展離岸人民幣業務，解決人民幣升值壓力，并利用香港對國際規則的掌握解決反傾銷問題。

　　從任何一個角度看，誰都無法否認這樣的事實：內地的經濟發展必須借力香港。

　　CEPA的意義

　　普遍的看法認為，溫家寶這次香港之行的最大成果是簽署了CEPA。他在簽署儀式后的演講上概括說：“《安排》文本包括了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貿易投資便利化三方面內容。基本目標是：逐步取消貨物貿易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逐步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以提高內地與香港之間的經貿合作水平，實現共同發展。”

　　“從表面上看CEPA是送給香港的大禮，實際上它對內地的意義更重要，它使得國內市場提前與國際規則接軌。”國世平說，“內地對國際規則不了解，有時有排斥心態。配套也跟不上，比如誠信，比如法律的制定和實施。”

　　梁百忍認為這種情況的出現是由于內地處在從計劃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的轉型期，在許多框架下有些概念與國際通行的有出入。“比如資金的金融調度，又比如合同法，國內與國外采用的習慣法差異較大。”他說香港操作規范，將在教育方面、法律配套方面與仲裁方面對內地有幫助。

　　香港可供內地借鑒的當然不只是法律。翁以登說，內地通過嘗試向香港開放市場，可以獲得豐富的管理經驗，有利于內地應對加入世貿組織后面臨的挑戰。樂正也認為CEPA對內地意義重大。首先，可以引進香港的服務業資源；其次，借助香港與內地的公司合資來推動內地公司的人事制度、會計賬務制度的改變；第三，借助香港的標準來制訂內地的發展目標。“前一段時間，我們調查深圳的市民收入與國際之間的差距，結果發現美國使用的標準是人均國民收入，我們使用的是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在這方面中國的目標體系還需要與國際對接。”

　　“從統籌的角度來看，CEPA簽訂的意義相當于1979年的改革開放。”暨南大學港澳研究所所長馮邦彥說。

　　也許用溫家寶自己的話來形容香港在中國新發展戰略中的地位是最合適的。他說：“香港是中國的香港，香港是香港人的香港，香港是面向世界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