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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大林
溫家寶總理在本次人大會議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從今年起，要逐步降低農業稅稅率，平均每年降低1個百分點以上，五年內取消農業稅。今年，農業稅率降低可使農民減輕負擔70億元，中央財政將拿出396億元用于轉移支付，從糧食風險基金中拿出100億元，直接補貼種糧農民。除中央政府對“三農”的投入增加20%以上外，各級政府都要增加
對“三農”的投入。
從年初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到前不久下發的中央“一號文件”，再到溫總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三農”問題一再被強調為“重中之重”，并已作出了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直接、更有力的決策。
我國現行農業稅沿襲的仍是1958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這一制度是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下形成的。當時政府為了加快國家工業化步伐，保障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順利實施，實行過度提取農業剩余，為工業積累資本的政策。農業剩余提取途徑有兩條：一是“明稅”，即農業稅。二是“暗稅”，即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收入。在經濟體制改革前的1950～1978年的29年中，政府通過農村征收制度取得“明稅”978億元，“暗稅”5100億元。在經濟體制改革后1979～1994年的16年間，政府通過“暗稅”從農民那里取得了大約15000億元收入，同期“明稅”總額為1755億元。由于城鎮居民的個人所得稅有起征點等原因，農民的平均稅負比城鎮居民人均稅負高出三倍還多。
過度的提取，導致了涇渭分明的城鄉二元結構，并形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20多年來，我國年均經濟增長維持在8%左右，而農民收入的增長只在3%至4%之間。這使城鄉之間的差距越拉越大。中國社會科學院日前發布的最新調查報告顯示，我國城鄉收入差距比率由20年前的1.8∶1提高到目前的3.1∶1，如果把醫療、教育、失業保障等非貨幣因素考慮進去，城鄉收入差距實際比率可能高達6∶1。
城鄉差距的過大，不僅嚴重違背了社會公平，而且進一步降低了農業的自我發展能力，同時也阻礙“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實施，影響我國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清醒地意味到了這個問題，提出了對農民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和城鄉統籌協調發展的戰略，全國各地也已經開始著手多方面減輕農民負擔。遼寧、吉林、黑龍江、江蘇、江西、山東、河南等糧食主產省都拿出了超過40%的糧食風險基金補貼種糧農民，安徽則全面取消了農業附加稅；北京、杭州、延安等地方政府近日不約而同地宣布：免征本市農民的農業稅。
農業稅是農民負擔中最大的一塊。而我國是目前世界上惟一專門面向農民征收農業稅的國家。總稅率雖然高達8.4%，但農業稅收入僅相當于中央財政收入的4%。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我國的財政已經具備了反哺農業的能力——該是向農民“還債”的時候了！
取消除煙葉外的農業特產稅、農業附加稅，直至逐步全部取消農業稅，此外，還要不斷增加對種糧農民的補貼……分析結果顯示，如果把所有農戶的所有稅費全部減免，他們的人均收入將增加5.4%，也就是說他們與城鎮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將會縮小13個百分點。來自農業部的消息說，由于受減免稅收的拉動，2004年中國基本遏制糧食種植面積連年下滑的勢頭，全國糧食播種面積有望比上一年增加160萬公頃。這不禁讓人想起20多年前剛剛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時農村的欣欣向榮的景象。如果說，“分田到戶”是中國農村的第一個春天的話，那么完全可以預言，隨著農村稅費體制改革、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等各項改革的推進和深化，中國的農村必將迎來又一個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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