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家寶總理提交的《政府工作報告》以及發改委主任馬凱在3月8日答記者問中的有關論述，顯示了中央政府對可能出現的經濟過熱的擔心。從去年第四季度始經濟學界就開始了對經濟是否過熱的爭論，而在兩會上若干經濟學者對此發表的意見更是將此爭論進一步推向了高潮。

　　對于經濟過熱我們并不陌生。歷經1992年開始的持續數年的經濟過熱的人們可能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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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時曾高達兩位數的通貨膨脹仍心有余悸，但經濟過熱的不利影響遠不止此。如果目前經濟再次陷入過熱的話，其導致的不良后果將遠較上次嚴重。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目前經濟發展中蘊含的深層次矛盾與問題日益凸現，已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而這些矛盾與問題遠較1992年復雜。如目前投資消費矛盾進一步加劇、收入分配差距日趨惡化、失業問題日趨嚴重、三農問題亟待解決、資源壓力空前沉重等。如果經濟不能保持協調健康發展的環境而陷于過熱狀態，將進一步激化這些矛盾與問題，終將使經濟陷入急劇衰退的泥潭。

　　目前對于經濟是否已經過熱的討論可能并不重要，重要是在目前經濟已基本走出通貨緊縮的情況下必須采取積極措施防止經濟過熱。中央政府的行為值得激賞，《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了諸多防止經濟過熱的措施，這些措施對于確保經濟平穩增長防止大起大落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從長遠而言，從根本上防止出現經濟過熱的關鍵，在于切實構建以市場調節為基礎、以宏觀調控為保證的均衡發展機制，以實現經濟的持續協調平穩健康增長。

　　構建均衡發展機制已是當務之急，如果說在經濟發展的一定階段中政府需要在推動經濟增長方面發揮重要作用，而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政府的這種作用就要逐步讓位于市場，然后依靠宏觀調控的手段使這種均衡發展機制主導經濟發展。而目前隨著市場體系的逐漸完善與政府宏觀調控力量的增強，構建均衡發展機制的時機已基本成熟。

　　構建均衡發展機制要在不斷培育與完善市場體系的基礎上，真正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防止人為尤其是政府主觀行為干預資源配置形成的投資過度膨脹。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是經濟周期與政治周期具有較高的耦合性，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發揮的作用至關重要。在對地方政府領導以GDP為主要考核指標的情況下，地方政府有足夠的動機也有充分的手段通過擴大投資等方式來追求GDP的快速增長。投資的過分擴大不但造成投資膨脹，造成低水平重復與資源浪費，而且也可能引起通貨緊縮。

　　構建均衡發展機制的核心就在于改變這種由地方政府過度追求GDP的傾向，而由市場調節在經濟增長中逐步發揮主導作用，通過市場的力量并輔以宏觀調控實現投資消費的基本均衡，保持經濟的平穩運行防止經濟大起大落，而地方政府應主要將精力放在解決其他有關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關鍵問題上。

　　同時，也要充分發揮宏觀調控對經濟運行的重要作用。市場至關重要但并非萬能。政府有必要進一步實施科學的宏觀調控，確保經濟平穩運行，切實防止對經濟干預過多與調控不力的情況。當然加強宏觀調控也必須堅持市場導向，充分運用經濟手段與法律手段，并輔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把足夠的人、財、物用于社會發展與加強薄弱環節上，引導經濟主體尤其是地方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深化改革與調整結構上，確保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與效益，不斷解決經濟運行中的深層次矛盾與問題。

　　構建均衡發展機制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把《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相關措施落到實處既是目前防止經濟過熱的關鍵，也是構建均衡發展機制的基礎。目前最重要的可能是需要通過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不懈努力，調整不切實際與過時的政績觀與發展觀，真正以人為本，下大力氣深入解決目前面臨的深層次矛盾與問題，為均衡發展機制的構建與作用的發揮奠定良好的基礎。

　　中國為何缺少民間教育家

　　從近期看，如何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和保護農民進城就業權益等問題，目前正成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但事實上，我國數億農村人口的生存和發展最終還是需要依靠教育的促進。問題是，義務教育或農村義務教育的現行體制中的障礙如何革除，哪些人或哪些力量愿意為這份事業作出不懈的努力？

　　盡管現在有所謂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但是大家公認，農家的孩子要有出息，最有效、最可靠的辦法還是在讀書一途。對于義務教育或基礎教育，大家很重視呼吁政府提高教育經費的投入比例并且治理亂收費。但除此之外更重要的還有以下兩項。

　　首先是現有教育經費的使用效益。據教育部長周濟介紹，過去五年來中國的教育投入增長從2.55%上升到3.41%(2002年全國教育經費為5480.03億元，其中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為3491.4億元，占GDP比例為3.41%)。但是農村地區孩子因為交不起學費或沒有老師而輟學的情形卻越來越嚴重，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地方官員大量地把教育經費挪作“經濟建設”費用。工資被挪用了，教師就會被迫加收學生的課本費和補課費，或者干脆“輟教”去外出打工掙錢。官員為什么敢挪用？因為“經濟建設”能即時凸現官員政績，而教育效益的顯現則需要一段時間，甚至可能超出他的任期。因此，在體制上，一方面要把“協調發展觀”引入官員的政績考核，另一方面則要加強地方人大和社會輿論對財政支出的監督。

　　其次，教育經費使用效益不高還有一個表現，就是農村適齡學童厭學、棄學(大量集中在初中還沒有畢業這一階段)的現象越來越嚴重，因此我們主張：開放教育家辦學的政策環境。目前的義務教育或基礎教育辦學模式，從承辦主體上看，是“學官”辦學，從教學內容上看，是統一的標準化的傳授。這兩者結合，當然有施教比較規范和講求效率的優點，但也造成單一化的流弊，許多不能適應這套規范和標準的學生就被打低分、視為差學生、留級，他們自己就慢慢厭學，自我淘汰。

　　因材施教、有教無類，針對學生特性而給予適宜的教學方法和內容的施教傳統在我國源遠流長，但這股源流在標準化的官辦教育體制下已近枯竭。因此，當前最要緊的是開放民間教育家辦學的政策環境，讓他們能夠在遵守國家法律的前提下，獨立自由地選擇辦學模式和施教內容。這里我們應打消若干顧慮。

　　一是擔心現今社會沒有教育家。這是“因果倒置”的思維。因為我們只有官辦、沒有廣泛開放商辦，所以缺乏教育家生存的土壤。其實，具有培育學童想法和技能的人士在我國從來就有，我們過去有很多的書院主持或私塾先生，現在也不乏具有現代知識背景和教學方法的想要獻身民間教育的人士，包括許多具有致力于非贏利教育、為社會立功德的有錢人，但是，目前的辦學政策限制了他們。

　　二是擔心這類學校招不到學生，因為它的教材和方法與現行的國家標準“不銜接”，家長們擔心學生將來考不上學。所以開放民間基礎教育辦學的同時，我們主張配套地開放高等教育的辦學模式，允許不同的高校有不同的考試、招生的辦法和標準。實際上，只要兩者都放開，未來民辦教育與官辦教育之間的競爭，就不在于是哪張試卷或哪本文憑，而在于學生走向社會之后所展示的工作能力或學術素質。在這一點上，無論是歷史的經驗還是世界的實例，都證明民辦教育的活力不低于官辦教育，猶如民企的活力不遜色于國企一樣。

　　三是擔心民辦學校的教材內容跟不上時代形勢的發展和需要，因為政府畢竟有能力集中“最好的專家”編寫和審定“最好的教材”。其實，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因為學生特性不同，不同學校和教育家對各自的教育思想(比如學校不同校訓也不同)、教學方法和培育重點的強調往往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因此可能就沒有什么“最好的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