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趙偉

　　本報記者 羅小軍 杭州報道

　　在溫州，產權明晰的改革已經告一段落。但趙偉認為，浙江這些年的三個產業的產權改革僅僅改了一個半：第一個即工業改革得比較好，另半個就是第三產業的非主體行業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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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零售、公路客貨運輸絕大部分產權比較清晰。但第三產業的另外一半即三產主體產業的金融、電信、通訊等領域的產權改革進展遠遠不夠。更為重要的是農地制度沒有改革。

　　趙偉認為，以馬歇爾的“地方性化產業”為基礎的克魯格曼的新地理經濟學對溫州經濟具有更強的解釋力。

　　趙認為，中國的改革初期是從最容易的地方發起的，目前進入體制改革難以突破的階段，剩下那一個半產業是高度集中的，光靠民間創新前景很黯淡，這要取決于信念的改變和中央的決心，還涉及到各部門和利益集團。在這種情況下，浙江體制改革要突破很困難，而溫州更加困難了。

　　而溫州的問題，在如今的中國具有普遍意義。

　　集聚規模效應

　　《21世紀》：新地理經濟學怎樣看待一個“地方工業”興起的？

　　趙偉：產業發展落地一個地方，是有偶然性。英國曼徹斯特、美國底特律、法國里昂都是如此。溫州的故事也幾乎雷同。

　　1970年，一位姓陳的農民去安徽淮北煤礦探親，帶回一件“交流接觸器動靜觸頭”的微型低壓電器，仿制成功，并批量生產。如今以柳市為核心的樂清低壓電器占據了全國市場的3／5。溫州打火機的興起也有類似的偶然性。

　　特定產業在特定地區的聚集似乎是由于某種極其偶然的歷史因素導致。由于某個人的靈感或者眼光，改變了一個地區的命運，產生某種制造業，并在克魯格曼的三個因素作用下產生集聚規模效應，使得本地區上升為該產品的制造中心。

　　離心力和向心力

　　《21世紀》：以新地理經濟學觀點看來，溫州“地方工業”的“命運”如何？

　　趙偉：馬歇爾認為，當一種工業“選擇了自己的地方時，他會長久設在那里的”，由此馬歇爾分析了產業集聚的持久性的三個因素：自然條件、統治者有意無意地推動、商業意識。

　　保羅·格魯克曼將這三個因素歸結為產業集聚的規模經濟源泉，并納入其倡導的新地理經濟學一半均衡分析框架。這三個因素：一是共享的勞動力市場；二是中間品投入，由于產業集聚，廠家容易得到專業化的投入品和服務，提高了效率，強化了地方化產業集聚；三是技術外溢，即“由于相鄰廠商之間的知識外溢導致的幾乎純粹的外部性”。

　　傳統產業不會在短期衰落，實際上一個地區一個產業形成后受到三個因素兩個組合力的左右：離心力和向心力。

　　溫州如今土地租金突出，純外部經濟突出，勞動市場厚度有限，向心力因素在減弱，同時，離心力在增加。現代重化產業難以在溫州形成，而新工業必須要有金融的支持。底特律首先是金融中心、商業中心，然后才是汽車制造中心，德國、日本都是這樣。雖然溫州私人手里的錢很多，但沒有資本市場，沒有民營銀行，資本是一團散沙效率不高。目前金融體制的制度剛性情況下，溫州要形成競爭力的現代產業比較困難。短缺經濟已經過去，勞動市場厚度也不存在優勢，現代產業的勞動力優勢不存在。但按新地理經濟學來說，一個地區形成一個工業中心，由于存在集聚規模效應不會短時期內衰落。

　　著力點

　　《21世紀》：那么，溫州乃至浙江形成區域競爭力的著力點在何處？

　　趙偉：溫州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一個是落后的農地制度，還有金融體制需要改革。金融不改革溫州就不能成為二級金融中心，也就不可能有現代產業。但目前，這不可能有大突破。

　　溫州能夠自己創新制度，勞動市場上政府應該積極做點事情改善勞動市場厚度，發展教育，給移民當地戶口讓他們安居樂業。溫州不存在區位優勢，溫州應該當作直轄市來發展。從上海到廈門之間不存在大城市。浙西南，贛東北，安徽西南地區，都是東部比較窮的，如果有一個中心城市來輻射的話，就會比較好。溫州正好處于這個地理經濟位置。

　　整個浙江土地稀缺，應允許土地自由流動，否則土地不能發揮最大效能，農地制度影響其現代化進程。

　　更重要的是溫州政治體制改革應該提上日程了。工業化出來的一批老板，村里大事小事沒有他們的同意是不可能的。

　　如果產權清晰的情況下，基層民主往上做，政績工程就會比較少，而現在決策太集中，溫州進退兩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