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這片資本沃土上，金融的整體活躍，與本土金融機構的羸弱�熜纬甚r明對照。與已形成先發優勢，并有望不斷突破政策壁壘的浙江產業經濟相比，在國家金融管制不斷加強背景下的浙江本土金融業出路，率先成為拷問地方政府智慧和創新決心的標尺……

　　本報記者 王云帆 杭州報道

黃頁微成本營銷方式 不見不散約會新主張 小戶型主陣容揭曉 多媒體互動學英語

　　本土機構集體“失語”

　　資本在浙江成長得如此豐饒。

　　據近期的《浙江省證券期貨市場發展報告》(以下簡稱《發展報道》)，截至2003年末，浙江金融機構本外幣各項貸款比年初新增約3630億元，同比增長41.3%，增量和增速在全國主要省市中雙雙名列首位；本外幣各項存款則比年初新增近3520億元，同比增長29.6%，增量和增速分列全國第二位和第一位。

　　更難得的是，去年末浙江金融機構本外幣不良貸款比年初下降3.09個百分點，所有機構和地區都實現了不良貸款“雙降”，信貸資產質量創下歷史最好水平，為全國翹楚。

　　浙江金融運行的佳績，無疑依托了浙江經濟的快速健康發展。這一點，從新增貸款投向上一目了然：2003年，浙江工業類貸款增幅近33%；基本建設貸款增幅約63%；個人消費信貸去年新增近634億元；連農業貸款也同比增長了70.6%。

　　遺憾的是，收獲這份豐饒的并不是浙江人自己。

　　2000年10月，隨著福建興業銀行在杭州落地，11家全國性國有銀行和股份制銀行都在浙江扎了根，但這里面并沒有浙江本土的商業銀行。

　　“這使得每年浙江地區的巨額存貸差大量流向其他地區，而不是服務于浙江本省。”浙江一位金融專家向記者介紹，在其他金融領域，本土機構同樣面臨“失語”的尷尬，“盡管中國人壽近年的幾張大單全部來自浙江，可浙江迄今并沒有一家自己的保險公司。本來金融租賃倒是浙江金融的一個特色，可浙租(浙江省租賃有限公司)又在2002年被北京的明天科技接手了。”

　　資本市場上的一幕如出一轍。盡管呼風喚雨的浙江財團習慣上演大開大闔的“資本秀”，但浙江本省的券商卻式微依舊。

　　據統計，目前浙江共有六家券商。即便經過了2002年證信分離的那一輪增資擴股后，注冊資本最多的天一證券也就10.02億元，其余的都不足10億，而其他多數省份，省級券商的注冊資本都在20億以上。目前浙江6家證券公司的平均注冊資本僅為6.05億，而全國124家證券公司的平均注冊資本是8.4億左右。

　　據《發展報告》統計，2002年，浙江在資本市場上的總交易額為5485億，列全國第六，但本土券商中總交易額最大的金信證券僅交易了近1158億，差不多是海通證券的1／8。

　　在承銷業務方面，浙江券商更是近乎“銷聲匿跡”。自2001年來，全國共有38家券商擔任了100多家上市公司的主承銷任務。截至2002年底，有62家企業在境內外證券市場上市，2002年浙江有8家企業成功IPO(其中5家A股，3家H股)，但本土券商只有天一證券和浙江證券曾分別承銷過1家。

　　2002年8月，天一證券已將總部從寧波搬到了上海。而另一家老牌券商浙江證券，也于同年同月的29日，被北大方正集團收購了51%的股權。

　　“無為理念”的挑戰

　　對于這種“背離現象”，浙大天則經濟研究所金融與資本研究所所長、浙江大學副教授汪煒分析說：

　　“金融業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跟政府的控制能力有關。民營經濟可以在體制外生長，而金融是個管制行業，無法在體制外形成氣候。這跟以前浙江政府的無為理念有很大關系，這直接導致了浙江省在體制內資源的整合力度不夠。”

　　對于汪煒的解釋，浙江券商的股本構成是一個清晰的注腳。

　　根據《發展報告》顯示，浙江的六家券商(金通、金信、天和、財通、浙江、天一)股權普遍高度集中，6家公司第一大股東平均持股54%以上。而且按股權性質分析，它們的第一大股東和大部分股東的股權都屬于國有法人股。這六家中，天和、財通兩家100%是國有法人股，金通、浙江證券兩家國有法人股權比重在90%以上。除天一外，其余5家機構平均國有法人股權所占比例為91.49%，集體經濟股份占4.6%，民營經濟股份占3.91%。

　　在2002年證信分離大重組后，浙江券商的股權結構大多沒有實質進展。如剛改組的財通證券，原先就是浙江財務開發公司的全資子公司，而浙江財政廳掌握這家財務開發公司100%的股權，它通過增資擴股的方式進行架構重組后，注冊資本從2億元增至5億，但浙江省財政廳仍將通過財務開發公司擁有90%以上的絕對控股權。

　　與證券相比較，浙江的期貨代理機構的發展水準值得稱道。

　　雖然浙江13家期貨經紀公司的股權結構同樣比較集中，但在2002年，期貨代理總額、期貨代理總額增長率、期貨經紀公司平均代理三項指標都位于全國前列。其中代理總額達到4119.9億，站全國10.7%�熅尤珖�第四。平均代理規模更是到316.9億，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53%，居行業翹楚。

　　其中，浙江現在最大的期貨公司——永安期貨經紀有限公司，已經連續六年排在全國前十位，2003年經營規模全國第二位。

　　“出現券商和期貨的反差在很大程度上還是因為以前經營系統的限制。”汪煒教授分析，證券公司都是在原有的金融機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期貨公司并不盡然。比如說永安期貨脫胎于原來的浙江省協作辦；中大期貨，中大公司也不是金融機構；南華期貨是民營企業南都集團最先投資的，后來又轉到了橫店集團名下；天馬期貨，則是物資局開辦的。

　　“它們的緣起都是做商品貿易的各個部門，然后因為期貨市場何為他們規避風險，開始成立這個公司。所以，盡管也是管制行業，但地方政府在它們的成長過程中，實際關聯度不大。”汪煒說，恰恰是在這個“與地方政府關聯度不大”的行業，“諸如，保證金封閉運行、電子交易信息化這些全國領先的體制創新，浙江省都爭取到了試點。”

　　“臺州啟示”

　　事實上，對浙江各地方政府而言，更直接的考驗來自民間金融的現實困境。

　　盡管金融屬于國家管制行業，但浙江本土金融中最值得驕傲的，恰恰是當年無心插柳的民間金融。

　　據悉，在鼎盛時期，僅溫州一地就有200多家基金會，170多家信用社。正是這些民間金融機構的存在，極大推動了溫州民間產業的昌盛。而這種成績的取得，無疑也是因為溫州政府早年對這些地下金融的“默認”。

　　可是，隨著國家金融統一監管的加強，溫州的臺會如今已幾乎消失，其他民間金融組織形式也基本被歸并到了商業銀行和農村信用聯社。而在這場運動中，溫州政府依然奉行了它的“無為哲學”。

　　但在鄰近的臺州，民間金融卻在完成一次化蝶式的蛻變。

　　與溫州一樣，臺州的城市信用社作為金融體制改革的產物誕生在上世紀80年代末，這些經營著部分銀行業務的非銀行金融機構，以其靈活的機制，既刺激了金融競爭的出現，也大力推動了地方經濟建設。

　　但由于城信社出身復雜，加上沒有一部嚴格意義上的立法可以規范，部分城信社風險逐步暴露。

　　后來，臺州市委、市政府決定一攬子解決城信社問題，成立了臺州城市商業銀行組建工作領導小組，由分管副市長擔任組長，指定組建工作方案。至2002年3月，在臺州原城市信用聯社、銀座等8家城市信用社的基礎上，臺州市商業銀行經人民銀行批準成立。

　　“政府這樣做，是主動把自身的信用嫁接給有實力的民間金融。”汪煒說。

　　而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史晉川通過對溫臺民間金融的長期觀察，也總結出類似的一個論點：在民間金融的整合上，有管制傳統的臺州比信奉無為的溫州更有作為。

　　臺州案例說明，體制外的民間金融如能被順利地納入體制內，將是浙江本土金融機構壯大的又一條捷徑。但這無疑更須仰仗政府的積極“推動”，而不僅是“默認”。

　　值得關注的是，浙江省在最近的幾個大手筆，似乎已開始顯現地方政府主動創新的欲望。

　　其中的一個典例是，浙江正在全力重組浙江商業銀行。據悉，這家原由香港南洋商業銀行(占25%)、中國銀行(占40%)、交通銀行(占20%)、浙江省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占15%)合資組建的，4000萬美金注冊資本的老牌本土金融機構，正面臨一輪空前的換血運動——浙江省政府決定收購除浙江國信外所有股東的股權，同時引入10家省內的民營企業，以將注冊資本增至10.6億，其董事長，將由原浙江省政府秘書長、國信控股公司董事長蔡惠明擔任。

　　消息人士透露，浙江此舉的目的，直接指向一家今后能抗衡廣發、興業等的全國性商業銀行——不過，或許是金融機構的民營化對中央有關監管部門依然是個敏感話題，在這次的重組方案中，浙江省國信依然將占有51%的絕對控股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