漸進式改革的悖論，不僅溫州，也是未來的浙江乃至全國要面對的問題

　　本報記者 王云帆 上海報道

　　這組歷時一月，共十大系列的觀察報道主線為“尋找真正的浙江模式”——既真實描摹浙江各富特色的縣市經濟模式，其中又特別著重于產權模式的歷史演變路線，以及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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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現的代表了正在崛起的中國新企業家階層的精神內涵。

　　我們的記者實地采訪，客觀記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不同階段在這些地區留下的印痕。并結合各地的歷史稟賦和偶然歷史因素，還原導致這些區域現有經濟模式形成的真實背景。我們相信，這同時就是進一步分析該種模式的現實效率和未來競爭力的基礎。

　　誤讀

　　一個月的持續走訪和追問，我們發現了一些簡單而又普遍的誤讀。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個是，把溫州模式等同于浙江模式——盡管民營化是浙江的經典經驗，但以個私經濟為主體的溫州模式并不能涵蓋多元的浙江(詳見朱家良訪談)，如今浙江活力最強盛的寧波、紹興等地早期恰恰屬于蘇南模式，后起的臺州則以股份合作制為主導。

　　比如寧波，它的蘇南路徑直到1993年前后才被打破。這一方面有鄧小平南巡的背景，另一方面則與蘇浙兩省當年多少帶有狹隘的地區觀有關，“溫州模式浙江化，蘇南模式江蘇化”的政策，原本帶著吳越文化對立爭寵的烙印。但歷史就這樣改變了——1995年開始蘇南模式由盛而衰，而寧波幸運地提前完成了自己的轉軌——盡管它未必洞見了蘇南模式日后的衰退。

　　大量的類似事實讓人感到，一個地區的整體走向或許決定于相對宏大的背景，但具體的路徑卻往往會因為一個人、一件事的偶然因素而改變。為此，一個區域走過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能被完全復制的。

　　這個論點同時也成為我們分析新溫州現象的理論基點。可這又牽涉到一個問題——既然如此，浙江經驗的借鑒意義到底在哪里？

　　啟示

　　溫州模式發展到了今天，定義已不確指，但至少有三個主要內核是得到普遍認同的。除了討論較多的產權結構民營化，第二是民富，第三是無為而治的政府施政哲學。并且，這和整個浙江經驗共通。

　　從第二點來講，當年蘇南與溫州兩種模式走向的最大分化是：在蘇南，隨著鄉鎮企業實力愈大和強者愈強的規律，其主體是從農民到農民中的精英，再到精英中的精英；而在浙南，商貿和實業的從事主體是從農民中的精英到一般的農民，再到幾乎所有農民。

　　前者走到最后，風險都堆到了政府頭上，而后者不但藏富于民，還把風險平攤到了整個社會。

　　這輪新溫州現象的討論緣于外界對溫州GDP增速放緩的關注。可如果由此斷定溫州模式的消亡，顯然是把復雜的問題簡單化了。這至少忽視“民富”這一內核——2003年溫州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16035元，遠高于上海、北京，其中僅消費性人均支出就達12619元，比全國平均水平6511元高出93.8%。

　　由此，新溫州現象可以提煉為溫州經濟與溫州人經濟的分化，也就是另一些人說的產業溫州與財富溫州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為GDP與GNP的一種對峙。

　　溫州本土產業大多集中在低小散領域，并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代際鎖定，這使得溫州由產業溢出的大量資本只能平面化地流向其他成本低洼地區，以維系以往的利潤率。這種“資本外流”，或許短期內不利于地方GDP，但同時卻是溫州人經濟昌盛的根基，是民間創富的一種自發的路徑選擇。

　　對此，溫州應清醒認識，在一個人均只擁有0.3畝土地的山區，其經濟在一定階段陷入瓶頸幾乎是必然的。溫州本處于中國的“盲腸地帶”，其常態應該是不活躍的，只是因為在計劃經濟時代遠離中央管制，才非常態地活躍起來。

　　當然，溫州還應該看到，本地的資本外流既是自發的，也是無奈的。比如，目前在溫州急待加強的基礎設施建設，民營資本的進入比例還只有16%。

　　如何推進地方產業升級，提升集群厚度，打通更多的投資渠道，以拓展本地投資空間……這些問題到最后，都指向了同一個主體——地方政府——這也就牽涉到溫州模式的第三點“無為政府”。

　　其實，當年溫州政府的無為哲學之所以受到很高禮遇，主要是比較于前期中國各地方政府普遍、嚴重的越位而言的。隨著中國政府整體改革的不斷推進，簡單的“無為”正遭到了越來越多的質疑。

　　“原來體制外的產業發展政府只需默認，而現在政府需要明確表態。”浙江大學教授史晉川認為，在浙江下一輪的發展中，制度創新的接力棒正由民間遞向政府。

　　而浙江經濟與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卓勇良更是指出，溫州下層番薯經濟的活躍，和上層思想結構的脫節，在另一個側面，是中國漸進式改革的必然悖論。

　　從這個意義上講，今天的溫州問題，就是浙江問題，和明天的中國問題。作為民間經濟改革的先行者，浙江能否在政府自身的效能革命上再次先行實現突破，值得人們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