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樂汀

　　北京報道

　　《21世紀》：為什么本屆政府現在鮮明地提出新發展觀？出臺的大背景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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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夢奎：這可從四個方面認識：首先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新階段的要求。觀念的轉變是和現實發展有密切聯系的。中國要達到全民共享和社會全面進步，對經濟和社會發展提出了比溫飽階段更高更全面的要求；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為逐步滿足這種要求提供了可能性。

　　經濟體制環境的變化為新的發展觀提供了基礎。現在發展中的許多問題是體制轉軌過程中的問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進體制創新，是實現新時期發展戰略目標的重要保證。過去那些植根于計劃經濟體制的發展觀念，經濟體制改革初始階段所產生的某些發展觀念，需要有相應的轉變。

　　20多年發展提供的經驗和教訓。20多年經濟高速增長，深刻改變了中國的社會經濟面貌。進一步發展面臨許多矛盾和問題：經濟高速增長而社會發展相對滯后；城鄉差距、區域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城鄉失業和貧困問題；資源短缺和生態環境破壞；在加入國際貿易體系后因為經濟整體競爭力不強而帶來的壓力等等。新的發展觀正是針對發展中實際存在的不全面、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提出來的。

　　順應世界潮流。當今國際社會更加強調生態環境保護和資源的永續利用，強調經濟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我們可以借鑒其技術和政策、制度在內的許多科學合理的東西。另一方面，當今國際社會是以發達國家為主導的，發達國家現在所做到的，發展中國家短時期未必都能做得到，這使我國在國際競爭中受到巨大壓力。唯有積極實現發展觀的轉變，才能趨利而避害，在世界生態環境保護和文明發展方面承擔起應負的責任。

　　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從“農”字以外找出路

　　《21世紀》：新的發展觀實質，是選擇什么樣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的問題。“統籌城鄉發展”為什么被排在最優先位置？

　　王夢奎：我國正處在從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向現代社會經濟結構轉變過程中，突出的表現是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城市化水平雖然由1978年的18%上升到2003年的40.5%，但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仍大約低將近10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低，城鄉差距持續擴大，是現階段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重大制約因素。

　　在圍繞“農”字做文章的同時，要注重從“農”字以外找出路，通過“三化”——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促進“三農”問題的解決。下一步的經濟改革，要著眼于建立有利于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體制，國家政策要對解決“三農”問題給予更大的支持。某些現行的體制和政策，不利于逐步改變甚至是強化二元經濟結構的，需要堅決地進行改革。

　　我國農村人口眾多、新增人口主要在農村，這決定了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是個漫長過程。為了積極而又穩妥地實現這種轉變，避免大規模社會變遷所可能產生的混亂和震蕩，需要同時從城鄉兩個方面進行努力：一方面是充分發揮城市對農村的帶動作用；另一方面，是妥善處理農村土地問題，避免還沒有長期穩定的非農職業或者根本沒有非農職業的農民因喪失土地而淪為流民。在這兩個方面目前都存在著許多尖銳矛盾，有許多政策問題需要研究解決。

　　區域發展的“兩個大局”

　　《21世紀》：面對地區差距總體擴大的趨勢，又該如何解讀新發展觀的“統籌區域發展”的實質？

　　王夢奎：統籌區域發展的實質，就是要把握“兩個大局”，促進共同發展。改革開放以來，各個地區經濟都有很大發展，東部沿海地區比中西部地區發展更快，地區差距擴大了。這既有客觀原因，也有經濟體制、政策選擇和發展戰略等方面的因素。鼓勵沿海地區先發展起來并繼續發揮優勢，這是一個大局。支持和幫助內地發展，實現地區協調發展和共同富裕，也是一個大局。把握“兩個大局”是“三步走”發展戰略的組成部分，地區差距要在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中逐步解決。

　　《21世紀》：那么，影響今后一段時期地區差距發展趨勢的將是哪些因素？對未來若干年的發展趨勢又該如何判斷？

　　王夢奎：有兩種起相反作用因素。一方面，抑制差距進一步擴大的因素正在形成；另一方面，是導致地區差距擴大的因素，例如自然地理條件、經濟發展基礎、市場發育程度的差異將繼續存在，有些因素的影響還有可能進一步強化。上述兩種相對的因素可以看出地區差距近期是繼續擴大的趨勢，以及政府在抑制地區差距擴大方面存在著政策選擇空間。要努力抑制差距擴大的趨勢，減弱差距擴大的強度，為逐步縮小差距創造條件。地區差距和城鄉差距從擴大到開始縮小，這樣的“拐點”，將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重要的里程碑。

　　GDP不能反映經濟增長結構和質量

　　《21世紀》：我們認為，“統籌經濟和社會發展”是五個統籌中最有針對性的提法。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王夢奎：統籌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實質，是在經濟發展基礎上實現社會全面進步，增進全體人民的福利。只有統籌經濟和社會發展，切實解決失業、貧困、社會保障、國民教育、公共衛生和醫療，以及社會分配等方面的問題，才能滿足廣大群眾的迫切需要，保證經濟持續發展，維護社會穩定。

　　經濟是基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能動搖。諸多社會問題的解決，也是以經濟持續發展為基礎的。另一方面，社會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不是單純追求經濟增長，GDP具有綜合性和簡便易行的優點，也有不能反映經濟增長結構和質量、不能反映人們實際享有的福利水平的缺點。應該在經濟發展基礎上實現社會全面進步，增進全體人民的福利。經濟不發展天下不會太平，社會問題不解決也不可能長治久安，甚至釀成嚴重的危機。

　　但是，目前的實際情況仍然是嚴重的。就業問題、失業人口、社會保障，以及人口老齡化加快，都面臨著巨大壓力。公眾對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反應趨于強烈，政府面臨公平與效率的兩難選擇，缺少強有力的調節手段，某些政策取向也值得研究。

　　環境的承載能力

　　《21世紀》：“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關乎每一個人。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我們的消費模式也發生變化——一輛汽車只承載一個人，大量消費能源、缺水、水源污染……。

　　王夢奎：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核心是人口適度增長、資源的永續利用和良好的生態環境。人口問題是三句話：穩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質，解決因老齡化帶來的社會經濟問題。各方面的“統籌”，都要從中國有十多億人口的基本國情出發。

　　環境問題總的情況是：局部有所改善，整體環境質量惡化的趨勢尚未得到根本扭轉，污染物排放量將繼續增長。在環境方面面臨著巨大的國際壓力。有報告稱，在人口達到高峰之前，環境惡化的局面很難根本扭轉。工業化和城市化道路的選擇，發展模式、發展戰略和技術政策的選擇，乃至社會生活方式的選擇，都不能不考慮環境的承載能力。這也直接關涉人類生活質量。

　　國內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

　　《21世紀》：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實質到底是什么內涵，我們應在一個什么樣的框架下認識這個問題？

　　王夢奎：中國的國際經濟地位正在發生帶有根本性的變化，現在我們面臨著完全不同的外部環境，這是謀劃國內發展必須考慮的。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實質，是更好地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順利實現中國經濟的振興。

　　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要有應對國際經濟摩擦的思想準備和積極進取的措施，包括完善涉外經濟體制，制定應對國際經濟摩擦的戰略和政策，提高出口商品檔次和質量，建立雙邊和區域自由貿易關系，打破加入WTO不利條款的負面影響，通過實施“走出去”戰略和提供國際援助改善貿易環境，等等。過去在封閉經濟、進出口很少、外匯短缺條件下形成的體制和政策需要改革，許多傳統觀念也需要更新。

　　五個統籌的統籌

　　《21世紀》：“五個統籌”是本屆政府的新的治國理念和理想藍圖。但是，真正做到這“五個統籌”，是否也有一個相互協調、突出重點和分階段實施的問題？

　　王夢奎：新發展觀是一種先進的發展理念，這是黨和政府的宣言，也是民族的追求。理想的實現是一個過程，每個時期實現的程度，受到社會發展階段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相關的制度和政策設計不能脫離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時期的基本國情。

　　“五個統籌”是從全國總體情況提出來的，有普遍指導意義。我們要把積極探索的進取精神和循序漸進的務實態度結合起來。既要有緊迫感，又要看到艱巨性和復雜性。在實踐中要根據不同發展階段的需要，不同地區發展水平的差異，相對集中地抓好某些方面的統籌協調。例如，在農村經濟比重大的地區和城市化水平比較高的地區，在對外開放程度比較低的地區和比較高的地區，在自然條件比較好的地區和自然條件比較差、生態環境比較脆弱的地區，統籌協調的重點應該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