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樂汀

　　北京報道

　　發展是為了什么？誰從發展中受益？什么樣的發展模式可以使更多的人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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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紀》：我們注意到你把新發展觀稱為第二代發展觀和新的治國理念，你是如何界定第一代發展觀和第二代發展觀的？

　　胡鞍鋼：所謂第一代發展戰略是從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由鄧小平同志首先提出來的，當時針對“文革”時期的經濟增長速度相對下降，經濟發展明顯落后于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鄧小平同志提出的主題就是“加快發展”、“不平衡發展”戰略，“先富論”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

　　第二代發展戰略的主題則是協調發展、均衡發展、可持續發展、“共同富裕論”。實際上1995年十四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堅持地區協調發展，逐步縮小地區差距”方針；1999年6月江澤民同志提出并于2001年正式實施的“西部大開發”戰略，已經體現了地區協調發展的思路；黨的十六大報告正式提出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小康社會的發展目標。并將這一社會定義為“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

　　溫總理在2003年6月的專家座談會上明確提出四個協調發展的觀點，即城鄉之間的協調發展；地區之間的協調發展；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人與自然協調發展。我把這一目標稱為“富民強國”的大戰略。可以認為，黨的十六大報告已提出建立了第二代發展戰略。到2003年11月，十六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構建了“以人為本”、“五個統籌”為核心的新發展觀。所謂五大協調或者五大統籌發展戰略，是符合中國國情的發展戰略，我稱之為第二代發展戰略。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1992年鄧小平南巡提出“發展是硬道理”，主要解決能否加快發展的問題；現在提出新發展觀，主要是解決發展是為了什么？誰從發展中受益？什么樣的發展模式可以使更多的人受益？發展本身就是一個大學校，我們對發展本身的理解和認識，如發展理念、發展目標、發展戰略、發展政策和發展道路，還需要一個不斷學習、不斷實踐、不斷總結和不斷升華的過程。

　　經濟建設不是為了建設而建設，而是為了人，不能本末倒置

　　《21世紀》：你是如何評價新的發展觀？“以人為本”與新發展觀的內在聯系又是什么？

　　胡鞍鋼：“以人為本”是中國古代哲學家最先提出來的哲學理念，“天人合一、以人為本”是中國古代哲學思想之精華，至今也是博大精深的思想。從歷史的角度看，這是中國思想家對人類發展的重大的理念貢獻。爾后，西方的許多哲學家也提出了類似的思想，包括馬克思還特別談到“人的全面發展”。不同之處是西方更多含有民主的含義。在中國共產黨內毛澤東是最早提出以人為本的思想，集中體現在他發表的《為人民服務》一文中。

　　在當今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時期，強調“以人為本”尤為重要，經濟建設不是為了建設而建設，而是為了人，不能本末倒置。中央提出來的“五個統籌”，針對當前社會發展和社會轉型的五大矛盾與挑戰，“五個統籌”就是解決五大矛盾的“鑰匙”，就是針對五大挑戰的“響應”或“應戰”。“五個統籌”的核心是協調，只有協調發展才能持續和健康發展。

　　中國人類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非均衡性

　　《21世紀》：許多人認為，只要經濟增長了就有了發展的基礎。對此，你為什么表示不同意呢？

　　胡鞍鋼：我一直不大同意“自然而然論”或者“自動發展論”。這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有很大的誤區。從理論上講，經濟增長與人類發展之間的關系，從短期來看兩者是相互獨立的，有時又是矛盾的。例如當政府分配有限資金時，是用來促進經濟增長，還是用來促進人類的發展？但從長期來看，經濟增長與人類發展是相互聯系的，人類發展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經濟增長有利于促進人類發展。

　　從實踐上看，建國以來的前30年，中國人類發展速度明顯地高于經濟增長速度；改革以來的20年，人類發展速度又明顯低于經濟增長速度。一方面是人類發展速度有所下降，另一方面是經濟增長速度大幅度提高，反映了中國人類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非均衡性。這與改革以來我們追求“增長優先”的戰略極其相關，片面地以為快速增長可以自動消除貧困、保護環境，只要蛋糕做大，人民就會滿意。但是，沒有相應的人類發展是片面的發展，經濟增長也不具有公平性、可持續性。人類發展與經濟增長應該齊頭并進，互動互利。這有賴于制定合理的兼顧經濟增長與人類發展的政策。

　　增長只是發展的手段

　　《21世紀》：人們常會混淆增長與發展兩個概念，你是如何認識增長與發展的不同呢？

　　胡鞍鋼：我的理解，發展的真正含義是人類發展，即以人為本的發展。增長并不是發展的目的，它只是發展的手段。確切地說，增長是以提高人的生活質量為核心的人類發展水平，而不僅僅是提高人均GDP水平。

　　增長是一個發展過程，同一種增長是有不同的發展結果。即便是同一種經濟增長率或者同一人均收入水平，發展的結果是差異甚大的。人均GDP水平的增長有可能是少數人口、少數城市、少數地區高增長，而大多數人口、大部分農村、大多數地區低增長或無增長。人均GDP指標的概念常常掩蓋了居民貧富懸殊差距、地區發展不平衡、社會分配不公平的現象。

　　經濟增長常常被視為一個國家或地區最主要的發展目標。但就增長本身而言，是有多種不同的增長方式和增長結果：公平增長與不公平增長，低通脹或無通脹與高通脹的增長，充分就業的增長與高失業率的增長，可持續增長與不可持續增長。今天這種不公平的、高通脹的、高失業的、不可持續的非均衡增長不僅不具有可維持性，也不值得維持。

　　富裕的“共同分享”原則

　　《21世紀》：過去多年一直在提“先富論”，現在提“共同富裕論”，人們該如何理解它的含義？有沒有可能實現“共同富裕”？又該通過什么樣的途徑實現這一目標？

　　胡鞍鋼：實現共同富裕，既是目標也是過程。首先它是一個長遠的目標，其次它是一個需要不斷實踐的目標。我理解，“以人為本”是以全體人民為本，而不是以少數人為本。新的發展觀就是要做到五個協調發展，要做到五個協調，必須堅持“共同發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的原則。

　　共同發展原則是指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的正常關系不是誰先富誰后富，而應當是共同發展、相互支持、相互帶動的關系。總之，我們應當提倡的是共同發展的原則，而不是區別發展的原則，應當提倡的是平等發展的原則，而不是歧視發展的原則。

　　共同分享原則是指，讓全體人民共同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從現在來看，影響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消費需求不足，這主要是因為大量職工下崗和大量農民收入增長緩慢造成城市、農村消費增長不足。解決和提高具有較大人口比重的低收入者的消費增長，將帶動整個城市消費需求的擴大。所以說，我們不僅關心經濟增長，而且關心這種增長能否使全體人口包括低收入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共同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

　　共同富裕原則是社會主義的一個基本原則。從現實條件看中國存在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這反映了中國發展不平衡性的特點，要求各地區都達到共同富裕，既不現實，也不可能。但是共同富裕作為一個長期目標應當不懈追求。

　　沒有共同發展的機會，就不會有共同富裕的經濟基礎；沒有共同分享的機制，就不會有共同富裕的社會基礎；因此，我們不僅要提出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發展目標，而且要創造共同發展的機會，建立共同分享的機制。

　　政府是社會矛盾協調器

　　《21世紀》�煱殡S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學術界一直在爭論“公平、效率”孰優孰先的問題，在新發展觀的框架下，這一爭論是不是可以畫上一個句號？

　　胡鞍鋼：學術界的爭論我是不太在意，因為那只是在一個很小的范圍，能夠進入這個圈子里的人只是少數知識精英。我關注的主要是政府的治國理念和制定公共政策的原則是什么。

　　首先，政府是追求公平還是追求效率？我認為政府應該追求公平，而市場應該追求效率。政府主要應該追求社會公平，彌補市場經濟的缺陷，諸如收入不公平、失業、貧困、環境污染、壟斷和惡意競爭等問題。

　　其次，政府在社會上扮演什么角色？我認為，政府應當提倡共同發展、共同分享和共同富裕的原則。這涉及到政府的核心職能之一是兩個字：“協調”，協調各種發展關系、各種社會矛盾、各個利益集團。從這個角度看，他應該是社會矛盾協調器，他不應當偏愛或者優惠那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地區，也不應當人為地讓那些地區先富裕起來，而讓其他地區后富裕起來。

　　再有，政府公共政策的宗旨是什么？我始終認為，政府少做或者不做“錦上添花”的事，全力以赴地多做、做好“雪中送炭”的事。隨著社會迅速發展和急劇分化，改革成本和風險也隨之迅速增加和擴大。那么，改革成本誰來承擔？誰來支付？成功的改革不僅政治可行，而且經濟可行，不僅應使更多的人口受益，而且要使利益受損者得到必要的、基本的補償；不僅應堅持效率原則，而且也應該堅持公平原則，使社會弱勢人群獲得相對最大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