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陳娉舒

　　并不是危言聳聽

　　城鄉的巨大落差，無需城里人走出多遠就可以體驗。

黃頁微成本營銷方式 不見不散約會新主張 小戶型主陣容揭曉 多媒體互動學英語

　　京城一群白領定期到距北京不足3小時車程的河北省張北縣南蘇記村小學支教。其中的天津女孩周欣宇想不到，“離首都這么近的地方，還這么窮！”

　　她發現，每次支教隊進村的那天，都會成為村里孩子的節日———衣著七長八短的孩子們，不斷從城里來的叔叔阿姨身上發現著新奇，平生第一次見到報紙，第一次聽說火車。

　　理解周欣宇的感受，談及家鄉的貧困，人大代表李卓娟今天幾次用“你們簡直無法想像”開頭。她來自國家級貧困縣云南景東彝族自治縣的一所中學，每年2000多名學生的冬衣和過夜的棉絮，一直是全校老師們的心頭之痛。

　　有評論說，一道越來越深的鴻溝，正在隔開我們的城市與鄉村。“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世界第一。”——中國社科院經濟所收入分配課題組新近完成的一份調查報告，印證了這道鴻溝正在變得更為刺痛人心。

　　“這并不是危言聳聽。”面對一些質疑的聲音，該課題組負責人、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李實說，最新調研發現，中國城鄉之間的人均收入比率已由1995年的2.7提高到2002年的3.1，城鄉收入差距仍呈拉大趨勢。

　　他解釋，實際上，這個比率不能真實反映城鄉之間的收入差別。因為，城鎮居民的非貨幣性收入沒被考慮在內，包括城鎮人口享受的公費醫療，以及各種各樣的實物性補貼。如果把這些因素考慮進去，城鄉之間收入差距可能要達到四倍、五倍，甚至六倍。

　　這意味著：我們國家的城鄉發展，已經走到了很不協調的地步。我們長期執行的改革方案，整體上讓城市人受益更多，農村受益少；政策的選擇、發展戰略的選擇，長期以來更傾向于城市而不是農村。

　　差距到底有多大

　　在國情專家胡鞍鋼看來，“城鄉差距”不僅反映在城鄉收入差距上，還體現在城鄉居民消費支出差距、城鄉居民公共服務差距和城鄉勞動生產率差距上———

　　以受教育為例，2000年，我國農村15歲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為6.85年，比城市平均水平少3年；三大產業從業人員的人均受教育年限，農業從業人員最低；2000年，全國3／4以上的文盲、半文盲集中在西部農村、少數民族地區和國家級貧困縣。

　　另有數據表明，城鄉居民公共衛生資源分布差異大。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近70%，而公共衛生資源不足全國總量的30%。農村每千人口，平均擁有不到一張病床，而城市的平均數字，約為3.5張；農村每千人口，只擁有一名衛生技術人員，城市則在5名以上；農村人口醫療保險覆蓋率只有9.58%，城市則為42.09%。

　　截至目前，農村還有近1億人口沒有獲得醫療服務，3000多萬貧困人口得不到及時的醫療服務，近20%的縣未達到2000年人人享有初級衛生保健規劃目標的基本標準，4億多農村人口尚未飲用上自來水，近8%的農村嬰幼兒沒有享受免疫接種。

　　此外，目前農村的電話普及率只相當于上世紀90年代初期城市的水平。這種城鄉之間公共通訊資源的差異，一定程度上也擴大著城鄉間獲得知識、信息、技術、觀念的差異。

　　還有，就是城鄉勞動生產率的差距。“四個比重”持續下降：農業部門產值占GDP比重明顯下降，農業勞動生產率與全國平均勞動生產率的比值下降，農民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不斷下降，農民的農業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不斷下降。

　　可量化和不可量化的點點滴滴，構成了今日城鄉間的鴻溝。這道鴻溝，實則是發展程度的差異。

　　如何正視“五大挑戰之首”

　　城鄉差距擴大，被胡鞍鋼視為“中國面臨的五大挑戰之首”。他認為，城鄉間的二元經濟社會結構矛盾，構成現代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

　　從經濟上看，農業是各類產業中低效益、高風險(市場風險和自然災害風險)的弱質產業；從政治上看，盡管農民是最大的人口群，但卻是最大的弱勢群體，缺乏政治參與權、利益表達權，農民與非農民人口選舉全國人大代表的比例是4∶1；從社會上看，農村人口是最大的被歧視人群，突出表現為：社會不公平，機會不均等，待遇不公正，社會地位低下。

　　李實擔心，城鄉差距拉大有可能帶來這樣的危險：城鄉可能進一步分裂成兩個經濟體系。按照正常的社會發展規律，城市發展離不開農村，農村的發展也要依賴城市。如果人為切斷這種聯系，城市就可能不依賴農村而獨立發展和增長。同時，稅收可能被政府全部用于城市建設。農村將就此更加落后。“這是非常可怕的事”。

　　政協委員樂壽長說，事實上，中央政府已經日益重視這一“心頭之痛”。去年6月，溫家寶總理明確提出四個協調發展，城鄉之間的協調發展排在第一位。其主旨核心，就是協調發展、均衡發展、可持續發展。

　　樂壽長委員提出了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建議：首先要改革城鄉二元結構的戶籍制度，消除貧困地區人口轉移的障礙；改革公共財政和社會保障制度，充分體現“城鄉公平”；改革農村市場制度，打破農業生產資料和主要農產品售、購雙重壟斷的市場結構，同時，將政府補貼直接與農戶棉糧產品掛鉤；改革農村土地使用制度，加快農地使用權的市場化流轉。

　　另一種看法是，有效控制城市里的一些“灰色收入”，通過稅收使之轉化為一種公共財富，為窮人提供社會保障。

　　而政協委員郝如玉認為，縮小貧富差距主要靠教育而非稅收。其實，稅收只是事后對收入的分配進行調節，無法從根本上扭轉貧富差距。并且，個人所得稅在我國不是主體稅種，只占稅收收入的7%，難以完成縮小貧富差距的重任。

　　李實坦言，關于城鄉收入差距的調研，其實已進行了十五六年，但從沒有像這次一樣引起如此強烈的反響。提出問題、重視問題是一回事，解決起來又是一回事。城鄉之間的差距是長期遺留的歷史問題，作為一個有13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解決問題不可能一蹴而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