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甲申這個年份，似乎注定和中國農民有大關系。

　　故而我們于“一號文件”頒施之始，特為鄂豫皖部分農區景況制鑒，以察眼下之起點、未來之進展……

　　一號文件？多少農民不知道

　　口號農業、會議農業、文件農業和都說“要如何如何”的“無主句”農業，要不得。都等上面的文件，都講原則性的話，口惠而實不至，農民增收就難有多大成效

　　為什么不少人不知道

　　●有的家有電視，但沒有電。有的看電視也不看新聞

　　●好政策聽的不少，就是不落實，故而失去信心，也不在乎有沒有什么新政策了

　　如今是信息社會，信息傳遞應該沒什么問題。可記者在潛江、長豐、蒙城、鹿邑等村，走一處問一處，見一人問一人，看知不知道一號文件，知不知道中央對農民“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結果不少人都說不知道。

　　不知道的原因很多。所去的農戶，沒有一家訂報紙。有的家倒是有電視，但沒有電。在鹿邑的時鴿寨，記者問時安祥：“最近看電視了嗎？”“好幾天都沒電了，咋看電視。”“為啥沒電？”“縣里把電表給拔走了。”“為啥拔走？”“說是抄表去了……也好像是說校表。誰知道呢。”

　　看電視也不看新聞。長豐縣魯周村的戴本傳家既有電視又有電，記者問他們看一號文件及有關內容的事，都說沒看到。“你們不看新聞嗎？”“不怎么看。”“那主要看什么？”“安徽臺的《第一時間》，還看天氣預報。”“為什么看這兩個節目？”“《第一時間》有和我們有關的事，實實在在的；看天氣預報因為明天要下地。”

　　記者了解到，《第一時間》是一檔以輿論監督為主的節目，次日清晨還特意看了一下重播，講最近哪個縣的化肥、種子漲價后農民的反應，哪個鄉一戶農家的干柴垛沒看好著了火，一商店賣假農藥被查封……確實有不少跟農民有關的事。

　　看了不在意。好政策聽的不少，就是不落實，故而失去信心，也不在乎有沒有什么新政策了。在洪湖市的老溝村，記者問：“最近看電視聽廣播，聽沒聽到中央要對農民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政策？”一農民直截了當地隨口答曰：“聽聽，經常聽。就是不辦。”

　　貫徹一號文件，當然主要靠各級領導和有關部門。但關乎農民利益的重要文件，農民自身卻不知道，甚至漠然，畢竟不是回事，起碼不利于文件是否得到真正貫徹執行的監督。在上頭文山會海、信息過剩的同時，我們是否也該考慮一下下頭信息閉塞與荒疏的問題該如何解決。

　　村等鄉，鄉等縣，一級一級等文件

　　有的地方有了文件的討論稿，體例、條款、句式卻與中央一號文件差不多

　　記者和一些村干部聊起一號文件的貫徹問題，基本上都是說：“村里能有什么辦法落實這種文件呢？我們得看鄉里的”，“多予少取不用說了，‘放活’放什么呀？現在農民還不‘活’啊？想干什么干什么。”

　　鄉鎮干部也在等待觀望。在鹿邑縣試量鎮，黨委書記王建林接受了采訪。記者問：“中央一號文件里，有許多關于農民增收的政策，你認為應該咋操作呢？”

　　“作為鄉鎮這一級，只能等縣里的精神。許多關于農村的政策、投資，不是我們能說了算的。”王建林實話實說。

　　到縣里，記者見到了剛上任8天的鹿邑縣委書記劉金志和縣長楊延俊。劉金志說：“我剛從外縣調到鹿邑，很多情況不了解，沒有發言權。”楊廷俊當縣長前是管組織的副書記，所以“對農村工作也說不清楚。”至于如何落實一號文件，要等市里(周口市)開過會再研究。

　　市里什么時候開會呢？2月25日，記者與周口市的有關領導聯系，答正開“兩會”，“兩會”結束后，可能要開落實省農村工作會議的市農村工作會議。

　　河南省的農村工作會議確實開了，是2月18日至19日。作為落實中央一號文件的重要形式，是推出了《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的實施意見》(討論稿)。記者向農村政策研究方面的同志詢問會議召開和《意見》起草情況，回答說，今年的會議由農業部門組織，我們也是在接到會議通知后才到會的。記者讓他談談對《意見》看法，他說感覺有點空，缺少可操作性。

　　隨后，記者又采訪了河南省委農村工作領導小組的一位負責人。據這位負責人講，今年元月15日，為體現對農村工作的重視，河南省委農村工作領導小組正式成立，并由省委一副書記擔任組長。“因為剛剛成立，今后如何工作還不太明確。”

　　“這個《意見》今后如何落實、讓哪個部門落實？”記者問。

　　“有關涉農部門都有責任，都是落實單位。”

　　湖北、安徽，大體如此。村、鄉、縣也都說自己落實不了，要等上邊的文件。有的地方，也有了文件的討論稿，體例、條款、句式與中央一號文件差不多，提法很一致，也有的多了些“較快”之類的副詞。

　　當然，一些地方也不是沒有說過具體數字。有個地方就頭頭是道地說：這一項多少多少資金，那一項多少多少資金，多得你都記不住。但當記者“較真”，詢問“你就說說今年的支農預算資金絕對數是多少，占財政總支出的比例多大；去年的支農預算資金絕對數是多少，占財政總支出的比例多大，把這兩年的數字作個對比”時，人家馬上就“顧左右而言他”，繞另一個話題了。而且再較真就再繞開，再較真再繞開。會下，才給你“私語”其難處。

　　一號文件含金量高，但文件變金子不容易

　　口號農業、會議農業、文件農業和“無主句”農業要不得

　　在鄂州工作了26年的湖北省農辦主任劉田喜說，中央這次的一號文件含金量很高，但能否變成金子，能否讓農民真正得到實惠，是關鍵所在。現在的問題是，隔著許多條條塊塊等中間環節。有的環節把權力作為一種壟斷資源，首先考慮的是自己吃飯和吃好飯的問題，雖然上邊的錢撥下去了，但一路蒸發，到農民那里連個氣泡都沒了。比如，今年中央財政扶持三農要拿出300億元資金，可能就沒有經濟學家來研究：300億，真正進戶落實到農民手上的有多少錢？如果部門、系統和地、縣、鄉、村，巧立名目，層層克扣，本應給三農的錢，就不知道變成什么錢了。

　　盡管不少同志把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和1982年至1986年中央連續出臺的5個一號文件，聯系起來，相提并論，但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也有的同志有另外的看法。尤其是1982年、2004年這首尾兩個一號文件，背景、條件大不相同，要充分考慮其落實的難度。

　　有的同志認為，第一個一號文件的背景主要是計劃經濟，那時候，文件往往很管用；現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程度已經很高，不可能文件一發就“立竿見影”了。再一個，當時農村主要還是由人民公社、生產隊體制，走向“大包干”、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這種生產關系的大改革；而現在更多的成分是利益、資源的調整，是要科學發展、統籌發展。相比較而言，后者要比前者復雜得多，難得多。而越是這樣，越需要認認真真抓落實，要不得過去那種口號農業、會議農業、文件農業和都說“要如何如何”的“無主句”農業。如果我們還搞些口惠而實不至的東西，農民增收就難有多大成效。

　　“我們正在研究‘一號令’”

　　我們離開潛江市的時候，一位搞農村研究的同志前來送行。他握住記者的手很是抱歉地說：“下午沒來參加你們的座談。因為正在研究‘一號令’。”

　　“什么‘一號令’？”

　　“就是中央一號文件哪。市里可重視了，我們正研究貫徹落實的措施。”

　　分管農業的市委副書記張規華底氣很足地說：“有了這一號文件，我以后就可以理直氣壯地和他們爭了。”經過解釋和體會，弄懂了他說這話的意思：過去由于不太重視農業，當研究決策投資取向或優惠政策時，老是輪不到“農”的份，爭又爭不過人家，所以農業老是“吃虧”。現在一號文件在手，自然是另一種格局。

　　參加起草中央一號文件的湖北省農辦副主任李新水介紹了文件的有關情況，著實讓人感受到了“三農”問題在中央的分量。

　　省里也是。春節后上班第一天，湖北省委書記、省長就帶人到農業廳現場辦公，研究糧食生產和農民增收問題；春節后的第一個省委常委會，就是研究關于農民增收的省里的第一號文件，確定了6月份以前每個月的農村工作重點。河南省領導要求“落實政策要不折不扣，不能扭曲、不能截留，更不能定了的事拖著不辦。一定要按照中央的要求，該給的給足、該減的減夠、該放的放開”，“要建立落實責任的工作機制，把農業和農村工作各項任務分解到部門，責任落實到個人，并加強考核監督。”總之，記者感受到，各級黨委、政府確實是相當重視了，盡管有的還缺乏操作性。

　　好好研究“多予”的“直通車”等問題

　　湖北省農辦主任劉田喜說，現在很多地方都在研究多予少取問題。“多予”一定要研究通向農民的“直通車”問題。像糧食補貼，直接補到農民手上，農民就感受到了黨和政府的溫暖。再比如，不管是水利資金還是什么資金，對農民能不能他改造一畝田就給他多少錢，別讓部門把錢壟斷起來？有的事情，不在錢多少，還體現一種感情，有以人為本的東西在里頭。有的事情，好像意義挺大，我們做的時候又不善于給農民說明白，不善于和農民的利益聯系起來，農民就“感覺”不到，也不利于凝聚民心。

　　長豐縣委書記張曉麟說，“多予”要跳出過去單一扶持農業這個圈子。現在農民最擔心的不僅是農業，而是病了不好辦，天災人禍不好辦，貧困家庭子女上學不好辦。一個花十幾年工夫剛剛脫貧的農民家里，如果出個大學生就麻煩了。一年上萬塊錢的學費生活費，不光自己家得返貧，連親戚朋友家都要跟著被借窮，真有點“升學率不斷提高，農民不斷貧困”的味道。諸如此類，都是城鄉統籌發展中根本性問題。

　　劉田喜說，“少取”也需要全方位綜合治理。因為政府“少取”了，各部門為了自己的利益反而要多取，把政府少取形成的空間迅速填沒了。一些與農民生產生活相關的部門，有時候就直接間接地加重了農民負擔。

　　放活、發展，才是增收的重要途徑

　　監利、潛江、蒙城的有關人士認為，“多予”也好，“少取”也好，作為一種指導思想，作為一種方針，作為一種要求，是很有意義的。但如果單純局限在錢上，則又畢竟是有一定限度的。比如，糧食補貼，一畝地只有幾塊錢；農業稅，即使都取消了，才幾十塊錢，能解決農家多大問題？所以，只有在體制上、政策上，放活、放寬農民進城做工和留下務農的各種途徑，任由他們通過創造性地發展來增收，才能真正解決其腰包問題，才能拉動消費需求，促進國民經濟發展。遠的不說，近兩年搞的稅費改革，去秋以來的農產品價格上揚，年末的清欠民工工資等，都大大增加了農民收入。監利縣去年底城鄉居民儲蓄余額達到26.9億元，3年增加的存款相當于過去50年的總和。潛江市去年農民人均增收193元，是前3年年均增收數的3倍多。進入臘月二十以后，城區到處人山人海，其繁榮景象多少年沒見過。其中熊口鎮青年村，一天開進去20輛摩托車。種棉花發了大財的姚橋村，一天拉進去一大東風車彩電。一號文件出臺以后，農村放活、發展的環境和條件當然會更好，農民就更有盼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