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頭是農民，一頭是企業，在這場蹺蹺板游戲中，每當農產品供過于求，企業就高高在上，百般克扣，一旦農產品供不應求，農民又紛紛毀約。牽線搭橋的政府，本想做那個平衡蹺蹺板的支點，現實中卻難于安位。被視為農業產業化對癥良藥的訂單農業，正在建筑有效的途徑

　　□本報記者余力 實習生肖華

黃頁微成本營銷方式 不見不散約會新主張 小戶型主陣容揭曉 多媒體互動學英語

　　農民與企業的蹺蹺板

　　“等3月份開始簽合同了，我第一個就去和隊長簽。”昌吉州二六工鄉紅星五隊一位村民說。他種了8年番茄，從2000年起與屯河公司簽合同種植。在此之前，一旦豐收，他的番茄常常無處可去。而簽約后，他再不用為銷路擔憂。去年本隊種植面積太小沒法簽訂單，他還千方百計搭到別的生產隊上包了18畝地，后來收了97噸番茄，收入一萬九千元。

　　據自治區農業廳副廳長白曉介紹，到2003年，像這樣的訂單農戶，自治區已有150萬戶，實現訂單農業2100萬畝，占到全區耕地面積的40%以上。

　　這一年新疆農民人均增收243元，增幅達13%，居全國第一。“這是有史以來最好的一年。”白曉說。

　　位于三列山脈與兩大盆地之間的新疆，光熱條件得天獨厚，“夏天的晚上聽得到玉米咔咔生長的聲音”，葡萄、番茄、棉花等產品的品質之優，更是國內其他地域難以比肩。

　　但是，因為遠離市場，這種天賜的優勢幾乎被抵消得干干凈凈——就算運到同屬西部的蘭州，也有約1500公里的路程，每公斤平添0.2元運費不說，番茄、杏子這樣保鮮期僅為數天的產品往往在途中已經腐爛殆盡。

　　讓農產品離開新疆，成為政府最大的難題。

　　自1997年以來，這一難題漸漸找到了解決之道——訂單農業。就地生產，就地加工，通過訂單，千家萬戶的小生產經由企業與變幻莫測的大市場實現對接。

　　新疆農民的收入構成由此改變，天山北麓的瑪納斯縣即是最好的例證。通過訂單以銷定產，葡萄被新天酒業做了原料，番茄給屯河制成番茄醬，棉花更是從花到籽甚至剩下的油渣都被數家企業全部“吃光”，號稱農產品“顆顆被收購，統統進車間”。去年瑪納斯農牧民人均純收入超過6000元，比最為富裕的上海農民僅低906元。

　　數以百萬計的訂單改寫了新疆農業。但由于工業相對東部仍較薄弱，外來投資仍相對單薄，政府寄予厚望的“龍頭”企業數量仍然有限。競爭的缺乏使訂單的砝碼更多地偏向企業一側，農民的意愿無法充分表達，訂單開始呈現出失重狀態，以至有人苦笑說它們只能起到摸查播種面積的作用。

　　在訂單對雙方都缺乏約束力的情形下，農民由于分散和缺乏談判能力，常常只能忍氣吞聲。

　　在瑪納斯縣一個不愿透露村名的葡萄種植大村，記者看到，訂購合同的十余項條款中約束農民的占了一大半，而葡萄款的支付時間和方式，合同卻沒有任何說明。一位農民告訴記者，當時新天酒業承諾收購葡萄后50天內結清，但2002年的葡萄款直到去年6月才陸續結清。2003年10月賣完葡萄后，直到今年元月中旬才拿到第一筆錢，60%的余款還不知下文。

　　在同縣另一個葡萄種植大村，去年曾有村民推舉干部找到新天想討一個說法，但討來的說法竟然是：“這個村的葡萄停收兩天”。村民們回憶說：“正是葡萄熟透的季節，停收兩天，我們怎么還敢去說理？”殺一儆百之下，鄰近鄉鎮的農戶普遍噤若寒蟬。

　　企業拖欠收購款、壓級壓價甚至拒收產品，這樣的事情在新疆絕非個案，屯河集團番茄事業部副總韓啟新坦率承認：“訂單對企業沒有什么剛性約束，很大程度上只是取決于企業自律。”正因為如此，許多農業干部在談及“訂單”二字時，無奈溢于言表。

　　三年孫子一年爺

　　盡管棉花、番茄、甜菜播種前就已被訂購，約定了收購價格和數量，但在“地里種啥都好賣，農民賣啥都賺錢”的去年秋天，半年前訂的合同猶如廢紙。

　　幾年來，這樣的合同年年訂，年年毀。與往年不同的是，這一次撕毀訂單的是農民而不是企業。

　　“去年是當了一回大爺，但以前我們都是做孫子。”昌吉州大西渠鎮上三畦村幾位農民說。

　　2002年番茄大豐收，一車車等待收購的番茄從加工廠門口紅彤彤排滿幾公里，加工廠發放的交售票緊俏無比。一戶農民足足40天才等到一張票，不敢采摘的5畝番茄許多都爛在地里，勉強挑出來的9噸果實幾乎全被評為最差的四等品，扣雜后以0.16元／公斤的賤價只賣了800多元，虧損二千多元。

　　另一戶農民眼見時令不等人，未拿到交售票就將近20噸番茄采摘運到工廠，結果被拒收，只能全部拉回喂牛，當年虧損四五千元，自此之后再不種番茄。

　　一頭是農民，一頭是企業，在這場蹺蹺板游戲中，市場行情低迷，農產品供過于求時，企業高高在上，百般克扣；一旦行情看漲，農產品供不應求，農民又毀約報復。

　　但農產品價格多年萎靡不振，農民的報復能力其實有限。“我今年總共摻了一車土，還遠遠補不上往年被公司扣掉的重量。”一位甜菜農說。每年收購時節，公司通常要以扣除雜質為由減掉幾個甚至十幾個百分點的重量，甚至出現過17噸番茄扣掉8噸、100個哈密瓜僅收4個的情形。

　　根據自治區農調隊調查，企業的扣雜率已由1990年代的6%-7%一路升到現在的20%，有的地方高達40%。僅此一項，某些企業一年就能“扣”出利潤近千萬元。

　　盡管如此，大多數農民依然沒有別的選擇，畢竟訂單能提供基本的保障。

　　正因為如此，上三畦村的幾位村民這些日子為簽不上訂單發愁——生產隊的番茄種植面積只有三四十畝，達不到屯河兩百畝的要求。前年番茄虧損，去年他們都沒再種植，但今年想來想去，還是“和公司簽合同保險一些。”

　　對他們來說，一旦離開這個蹺蹺板，承受的風險可能更大。

　　面對兩難難題

　　著力打造“中國棉城”的阿瓦提縣是全疆屈指可數的幾個百萬擔產棉大縣之一，棉花已100%實現訂單種植。

　　2000年，有著16200畝棉田的多浪鄉首次嘗試訂單農業，鄉政府出面與棉紡企業恒豐公司簽訂種植合同，然后由村至隊再至農戶，層層簽約。這一年皆大歡喜，全鄉人均純收入達2300多元。

　　2001年，多浪鄉與恒豐的合同價為長絨棉4.8—5元／公斤，不料風云突變，當年市價僅在2.8—3元之間。企業不愿收購，政府不得不用行政命令“逼”企業履約收購。不情不愿的企業不僅收購動作緩慢，而且在質量上大設關卡，棉花款也一直拖到第二年年底才全部結清。

　　2002年，吃了苦頭的鄉政府不再親自出面，改由企業與千家萬戶農民直接簽約。到2003年，棉花行情一路看漲，蹺蹺板蹺到了農民那頭，他們紛紛毀約，甚至不惜為每公斤兩分錢的差價趕幾十公里路。政府又不得不回頭做農民的工作。

　　“行情不好，企業高興農民不高興；行情好，農民高興企業不高興。反正不管怎樣，政府不是求這個就是哄那個。”多浪鄉書記賈新財如是總結。

　　最能體會個中滋味的，恐怕要數與新疆天彩公司簽訂彩棉訂單的喀什地區巴楚縣政府。2003年，天彩公司與巴楚及另外五家單位簽訂了15.7萬畝彩棉訂單，價格為4.8元左右。到了收購季節，天彩公司卻因前一年欠農發行2.7億貸款逾期未還，無錢履約收購。

　　當地政府百般努力，由自治區財政廳所屬的信用保證公司對收購資金提供擔保，農發行勉強同意貸款，但收購價格僅限于合同所定。

　　此時，普通棉花均價已近7元／公斤，棉農對4.8元／公斤的彩棉價格極為不滿。其中財政實力較強的政府干脆自己掏出幾百萬將價格補貼到7.1元／公斤，而拮據的巴楚縣無力補貼，至今仍有1800擔彩棉壓在農民手里。縣農業局透露，去年種了7萬畝彩棉的巴楚今年打算一畝不種。

　　在農民和企業之間，政府原本有意牽線搭橋，作為平衡的支點——據調查，訂單的31.4%由鄉鎮政府組織牽頭，64.8%由村級組織與企業簽訂——沒想到的是，這個支點不但無法維持蹺蹺板兩端的平衡，反而在他們的上下起伏間弄得焦頭爛額。農民需要保護，否則事關穩定；企業也不能得罪，發展還指望他們帶動。政府官員們只能自嘲為“救火隊員”。

　　對他們，尤其對基層干部來說，每年僅僅催討收購款一項，就令人頭疼無比。呼圖壁縣五工臺鎮大權村第五村民小組的村委主任阿斯漢干脆就說自己“像個要飯的”。

　　為了去年的63萬番茄欠款，他已經記不清打了多少電話，跑了多少趟路。眼看討賬費用從前年占收購款的一厘半上升到今年的三厘(村民公攤)，眼看春耕馬上就要開始，這位哈薩克漢子只能無奈地告訴記者“明天再去跑一趟吧”。

　　尋找良策

　　為什么訂單在企業和農民眼里都變得如此之輕？為什么基層政府總是焦頭爛額？這中間究竟缺失了什么環節？

　　政府、企業、農民都在尋找，各種嘗試漸漸為人所關注。一位當地觀察人士為此感到欣慰，“今年開始摸到鑰匙了。”

　　在阿瓦提縣，訂單的價格已經從固定向浮動轉化；

　　在昌吉，市政府主要領導會同法制局召開會議，提出由政府制定平等、明晰的格式合同，意在保證訂單的嚴肅性，改變以往由企業單方擬訂合同，農民從一開始就處于劣勢的弊端；

　　在喀什，地區農辦出面與果品加工企業談判，希望企業能拿出一個最低的保護價；

　　在自治區，農業廳棉辦王京梁透露，他們準備今年上半年在全區進行調查，尋找可能的解決之道，形成報告提交自治區政府。

　　企業這一方也并非無動于衷，比如屯河公司在利潤年年飆升的同時也發現，穩定與農戶的關系，保障原料源頭已成為當前要務。他們主動向農民伸出橄欖枝：免費培訓種植戶，低于成本價提供種苗，每年出資百萬為基地農戶購買保險，并對連續簽約三年以上的基地所產的番茄每噸獎勵10元。

　　但是，這種善意畢竟是出于企業自身盈利的考慮。可以想見，農民沒法指望企業天天發善心，也不可能僅僅依靠企業的良心發現，他們迫切需要組織起來增強談判能力，也迫切需要一個自己的發言人。新源縣吐爾根鄉哈拉蘇村甜菜協會名譽會長雷鳴就是這樣一個代表。

　　雷鳴是當地甜菜種植大戶，深感自身的脆弱與無助，漸漸萌出將分散的農民組織起來的念頭，于是牽頭組成甜菜協會。六年里，他代表入會農民與企業談判，集體簽訂訂單，催討欠款，贏得了越來越多農民的信任，引來鄰村村民紛紛入會；而越來越多農民的加入，又使雷鳴與企業談判時底氣越來越足。

　　對甜菜加工企業來說，協會的出現也是一件幸事。自此之后，他們毋須一家家與農民簽合同，對農民違約的擔心也大大緩解。

　　雷鳴的甜菜協會是否就是農民與企業之間缺失的那一環？從發達國家的農業發展史來看，只有組織農民才能保護農業，而惟有農民開始自發尋求發言的權利時，“組織”才可能成為現實。

　　但是，對于瑪納斯縣的葡萄種植戶來說，即使有了自己的協會，他們又能將惟一的葡萄買家新天公司改變多少呢？

　　而那些引入競爭的地方，即使農民尚未組織協會，處境也已有所改善。在南疆的博州，浙資公司打破屯河果業獨家經營杏子加工的局面，每公斤杏子的價格隨即上漲了幾毛錢；在阿瓦提縣，數家棉紡企業的競爭，使企業主動對訂單農戶提高棉花收購價格。

　　對于農民企業的努力，政府樂觀其成。“提高農民的組織化與引入競爭，是我們今后工作的兩大主題。”喀什地區農辦副主任王建國如是說。

　　(《新疆日報》記者朱必義、閆靜、張郁、李梅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