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樂汀 北京報道

　　4個80%的警示

　　北京市信訪辦也許是最讓人感到揪心的一個地方。據有關部門統計數字顯示，去年7月1日到8月20日，在這座石門前上訪的人數有1.9萬人次，群體上訪有347批，創改革開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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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最高紀錄。

　　據國家信訪局有關人員透露，這幾年群眾上訪問題主要集中在拆遷上，上訪信件和人數都與去年同比上升50%和47%，而失業下崗、農民負擔等問題引起的上訪事件，也一直居高不下。

　　公安部一位局長告訴記者，“‘4個80%’是我們對群眾上訪做出的基本判斷”。他說，根據一項調查統計，在當前群眾上訪特別是群眾集體上訪反映的問題中，80%以上反映的是改革和發展過程中的問題；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實際困難的應予解決；80%以上是可以通過各級黨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決的；80%以上是基層應該解決也可以解決的問題。

　　這4個80%的背后，昭示了治理者不得不面對一系列棘手難題：空前的結構調整規模；前所未有的失業高峰；日益擴大的居民、城鄉、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嚴峻的環境污染；還在擴大的生態赤字；猖獗的各種腐敗，以及急劇增多的社會不穩定因素。

　　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實現了持續20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中國僅用一代人的時間，完成了別國需要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完成的經濟增長。在這樣一份驕人的成績后面，與令人鼓舞的世界現代發展史上最成功的奇跡共生共存的還有上述這些畫面，有相當一部分人已經被經濟增長忽視，社會邊緣化人群正在遭受著刻骨銘心的痛。

　　兩年前，王紹光、胡鞍鋼、丁元竹等專家多次向社會發出警告：在經濟空前繁榮背后的中國，已經出現了因社會與經濟大轉型所引起的高社會風險；因以經濟發展為中心所引起的嚴重社會分化與社會排斥；因政治體制不能適應轉型而導致的政府治理能力低下，這些均是催生不穩定的有機土壤。

　　新發展觀的起源

　　正是基于對上述問題的敏銳洞察，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主動響應挑戰，高屋建瓴地在發展觀上做出了重大的調整。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了“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提出了“五個統籌”的新發展戰略，其核心貫穿了“以人為本”極賦有人文主義精神的治國、執政理念。新發展觀由狹義的GDP擴展到廣義的HDI(人類發展指數)，正向人本主義回歸的價值觀轉變。

　　新發展觀這一重大戰略決策的醞釀與轉變是怎樣被推進的呢？

　　新發展觀的決策前夕已經有關于“以人為本”理念的醞釀。1999年6月，當時計委“十五”規劃討論會聽取部分專家的意見。胡鞍鋼在這次會議上明確提出應當把“以人為本”寫進“十五”規劃。在會議結束時，有關領導對專家們的意見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有些思路可以寫進“十五”計劃，有些提法還要進一步研究。

　　一位內部人士透露，國家計委有關部門曾多次討論是否采用“以人為本”的提法，并引起爭論。有關人員專門對“以人為本”的提法作了歷史文獻考證，他們發現，“以人為本”最早的文獻記錄是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但在馬恩全集中并沒有相關提法。為了避免爭議，“以人為本”沒有寫進“十五計劃綱要”的第一章“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指導方針”，而是采用了“堅持把人民生活水平作為根本出發點”方針的提法。

　　一場SARS危機可以讓很多東西改變。溫家寶總理說：“一個民族在危機中可比平時學到更多。一個民族在災難中失去的，必將在民族的進步中獲得補償。”2003年6月17日由溫家寶總理主持召開了“加強公共衛生建設，促進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的座談會，在他總結發言時，有7位專家見證他第一次從四個方面闡述了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新發展觀。

　　同年10月，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4周年招待會上，在談到SARS危機時，溫家寶說：“抗擊非典斗爭給我們最重要的啟示，就是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整個現代化進程中，必須堅持統籌兼顧，保持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城鄉協調發展，區域協調發展；必須堅持以人為本，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必須堅持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堅持改革創新，推動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進步。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應該成為我們長期堅持的重大指導方針”。這意味著一屆領導集體痛定思痛、總結教訓、樹立新的發展觀、構建新的發展戰略轉折點。

　　新發展觀：凸現執政觀與政績觀

　　北京“兩會”召開前夕，黨、政、軍正省部級及大軍區級的高級官員，從2月16日云集中共中央黨校，參加為期一周的新發展觀研究班。專家認為，召集幾百名黨政軍部級以上高級干部到北京參加專題研究班，雖是每年的例行公事，但今年核心議題是學習被視為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最重要、帶有根本性的理論創新成果——新發展觀。

　　溫家寶在會議講話中，已經提出把樹立正確的政績觀作為新時期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重要內容。這是一個明確的信號，執政觀與政績觀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將會發生重大調整。

　　顯而易見，政績觀具有時代性烙印，大躍進時期的“砸鍋煉鋼”，后來的“毀林開荒”，“圍湖造田”等等，都曾被看作值得表揚的“政績”。進入新時期后，對政績的看法有了明顯的轉變。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常修澤說，給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1994年)，中央有關部門制定了黨政干部政績考核辦法，提出了從經濟、社會、精神文明以及黨的建設等方面對干部進行考核的標準。但由于認識的偏差，在社會上流行著把發展簡單地等同于經濟增長，進而又將經濟增長等同于GDP的政績觀。

　　2003年年底“盤點”的結果表明，與物質財富增長相關的指標增長較快，而與人自身發展有關的“民生性”指標(如就業、收入增長、消費)則增長很慢。一組“快變量”和一組“慢變量”的強烈反差，說明傳統的發展觀仍在慣性運作，也說明政績觀問題并沒有解決。但“五個統籌”的“指揮棒”，已經影響到政府的執政理念與政績考評。

　　2月26日，國家統計局發布了《2003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與往年相比，今年的公報增加了有關土地、礦產、水等自然資源情況，與原有的“環境保護”部分組成“資源與環境”，單獨作為第十二部分。在公布GDP數據的同時，把環境、資源、生態等變化情況單列出來，由此可看出我們為實現經濟增長而在這些方面付出的代價。同時，適當增加了社會發展方面的內容，如科技、公共衛生等領域的新發展情況等。李德水局長在接受記者訪問時說，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確立了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明確提出了“五個統籌”的要求，為此，國家統計局統計指標做了相應的調整。

　　深圳的動作可以看出各地對此的重視，深圳市市長李鴻忠透露，今后，深圳市政府在考核各區、各部門的工作時，都要把環境指標與經濟增長和引進外資等置于同樣重要甚至更為優先的位置。未來的政績和干部考評將不再以單純的GDP論英雄，而改由“綠色GDP”和“社會凈福利”的新考評觀。

　　發展觀與政績觀

　　那么，發展觀與政績觀二者間是一種什么關系呢？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綜合改革司司長范恒山認為：在發展觀上出現盲區，往往會在政績觀上陷入誤區；缺乏正確的政績觀，往往會在實踐中偏離科學的發展觀。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需要正確的政績觀來印證。

　　要樹立正確的政績觀，就要停止加劇不協調發展的做法。比如，由于農業發展工作難度大，但相對經濟效益低，對凸顯“政績”作用不明顯，有的地方就不重視農業，甚至用犧牲農業和農民利益的辦法來實現GDP的高速度；有的地方亂圈地建開發區，造成農民失地、失業又失保障，或者用加重農民負擔的辦法建“形象工程”等。這些做法必須堅決停止。要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就要轉變工作重心，把主要精力和財力放在解決薄弱環節上。今年國家將繼續加大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公共醫療衛生體系建設、基礎教育設施建設、重大水利設施建設、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的力度，并將繼續向西部大開發傾斜，支持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調整改造等。各地區也應這樣做，加大對薄弱環節和貧困地區的投入。

　　黃山市市長李鴻明告訴記者，現實中用新發展觀衡量政府與干部的政績在如何把握上有一定難度。有三個問題需要解決。第一是現實與基礎的矛盾，各地發展不均衡，具有不可比性；第二，如何處理領導個人與決策集體的關系；第三，如何處理眼前發展和長遠發展的矛盾。他認為，在成政績觀操作層面還需要研究內在規律，而后才能制定科學、符合實際的規則。

　　從一個發展觀到一個新的發展戰略、新的發展目標、新的實施政策還有相當長的路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王夢奎說，實施新發展觀，尚需進行基礎性的研究工作和建立健全相關的指標體系與預警體系。要吸收國內外不同學科的先進研究方法和最新研究成果，把定性研究和定量分析結合起來。

　　為了克服單純追求GDP的傾向，可以借鑒“綠色GDP”之類的概念，建立能夠綜合體現經濟發展以及人民生存狀況(包括教育、就業、健康等)、資源和生態環境的指標體系，并研究相應的計算方法。可設計一些綜合指數來反映社會和諧的實現程度，并劃分為不同等級，以便為決策部門提供某種預警的參考依據。而判斷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的變化情況和發展趨勢，可以運用基尼系數、人文發展指數和經濟結構變動系數等指標。對于經濟發展和國內外市場的變化，也需要建立相關的預警體系。這樣的科學指標體系和預警體系，是決策科學化所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