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三角拉動中國經濟前行，這不僅僅是一個夢想，而是正在進行中的現實。

　　蘇浙滬以民營經濟為引擎，外資力量為加速器，利用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在經濟全球化的產業轉移和生產資本流動中抓住了機遇，奠定了“世界加工廠”的基礎。長三角的迅速崛起，讓中國可以用疾走的速度參與世界經濟的競融，“中國競爭力”的概念，有大部分應該是長三角所創造。

　　如何善用彼此的市場，通過區域生長整合來提高效率，是亞洲的一個共同課題。現在，區域經濟一體化將會進一步整合長三角的優勢力量，在其不斷的調整內部利益的過程中，差異與競合將給長三角帶來無可比擬的動力與競爭力，最終成為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上最具活力的一環。

　　未來，長三角還可以更加繁榮。

　　長三角：從“加工車間”到“世界工廠”？

　　特約記者龔潯澤

　　上海報道

　　得盡天時地利人和的長江三角洲地區，是極其適合農耕的一塊沃土，自宋代以來就是名副其實的中國經濟重心，也是東亞農業文明時期最發達的地區。盡管在日本明治維新后，遠東地區最發達的桂冠不再為長三角所據，但晚清和民國時期，上海不經意間又成為遠東地區最大的金融貿易中心。直至如今，為鄉鎮企業和民營資本的洶涌之勢推動的長三角，仍然是中國最有活力的地區。

　　長三角歷史沉厚，交通便捷、人才集聚的現狀，加上差不多是遠東和北太平洋地區近乎幾何中心的地利，使長江三角洲地區成為名副其實的“息壤”，在經濟發展不平衡的格局中占得了優勢。2003年，地處長江三角洲的江浙滬三省市的生產總值已經占了全國GDP的20%以上。

　　中心城市與腹地

　　長江三角洲是個整體，上海、江蘇、浙江三省市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長江三角洲能否從世界重要的加工車間成長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長三角三省市的區域協調。在跨行政區經濟、文化、交通等方方面面統籌協調上，三地從政府到民間，都有明顯的力量推動。

　　繼早已貫通的滬寧、滬杭高速公路之后，蘇嘉杭(乍嘉蘇)、寧杭(杭寧)已經或即將通車，蘇滬、沿江、滬蘇浙等高等級公路也正在或即將動工。在滬的江浙企業已經超過6萬家；江浙的杉杉、春蘭、森達、愛特福等紛紛把總部或營銷管理中心遷往上海，既加深了上海的中心地位，也為自己和自己所在的省份帶來了新的視野和更廣闊的前景。同樣，沒有了江浙，上海的金融中心和貿易中心更將無從談起。長三角加速一體化的趨向，不僅僅是因為距離不遠，也因為地緣的親近和歷史的曖昧，更因為經濟形態和產業結構在整體上的互補。

　　與東亞其他大都市相比，上海的地理位置不是唯一和最好的，但上海的優勢卻在于擁有手工業基礎最雄厚、興辦實業和經商務工傳統最濃郁的江浙拱衛。按照中心城市與腹地相互依存、互為照應的共生原則，上海借助江浙迅速發展為當年遠東地區的最大金融、貿易中心，而江浙則在上海的輻射圈內，出現蘇錫常、杭嘉湖、甬紹舟這樣實力雄厚的城市，也并不是偶然。

　　江浙滬三地的發展，無法繞開對“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的考察。從發展軌跡上看，二者殊途而同歸，江蘇早年以“政府推動＋市場取向＋集體產權”為特征的蘇南模式到外向型經濟；浙江堅持保護并推廣溫州模式，發展民營經濟，依靠豐富民間資本的實力支撐呈現后來居上的潛質。究其主因，上海這個龐大的工業城市和中心城市使它們有了核心和向心力。

　　從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上海與江浙的親密度不斷變換，從產業結構上看，偏向提供生產資料的蘇南鄉鎮企業與當時還更多地停留在工業城市層面上的上海關聯更緊；從資本親密度上看，1990年代末以來，浙江依靠在本地或外地不斷增值壯大的民營資本蜂擁入滬，贏得了與上海更為親密的關系。當年，滬寧杭高速公路先開通里程更長的滬寧段；如今，比蘇通大橋耗資更多的杭州灣大橋搶先立項動工，兩者都不是孤立的事件，這在另一個層次上提供了一個清晰解讀江浙兩省與上海經濟關聯度的注腳。

　　江蘇，因為上海的存在引來了外資，但因為江蘇本省的民營經濟相對不強，即便有與上海加強密切程度的主觀欲望也難以有實際進入上海的行動，最終導致了江蘇與上海的關聯度弱于浙江。如今，在上海興辦的浙江企業有5萬家，而江蘇僅有1萬家左右。

　　協調三段式

　　協調江浙滬，不能把江浙滬孤立地看成三個僵死的板塊。從不同的角度去解讀長三角的協調，必然會有不同層次的劃分。

　　從地理距離上，或許可以為認識和統籌長三角的協調發展提供一個新的視角，這里有三個層次。

　　第一層次，上海與江蘇的蘇錫常、浙江的杭嘉湖的關系。在這個層次里，必須承認上海無可厚非的中心地位，在其中，當年蘇州確定大樹底下種好碧螺春的指導思想無疑是妥當的，而依靠這個成功的典型便是昆山。

　　當年在無錫、常熟、江陰、武進等地社隊工業或鄉鎮企業已經獲得長足發展的背景下，昆山沒有被焦急沖昏頭腦，而是有板有眼地根據自己的內生力相對不足的實際穩健地尋找到了突破，一開始就瞄準了招商引資，無論自費建設的昆山開發區還是將眼睛盯牢“三線”支邊的企業，都有著創新的智慧和勇氣。開發區并不一定不能由地方自費，引資的“資”也不一定是境外的才是“外”資，這兩點在今天很多地區可能已經習以為常，但在當時卻是極為難得的突破。

　　第二層次，上述的三地與江蘇的寧鎮揚通泰及浙江的寧波、紹興、舟山的關系。在這一層里，寧波最為成功，而南京稍次。

　　寧波的成功之處，不僅幸運于它的周邊鄉村有發達的民營經濟，更在于其有跟上海公開叫板的勇氣。在上一個層面中，叫板上海的中心地位只會吃力不討好，而在這里，只要恰當地與上海競爭而且不事張揚，必會得到超出努力的回報。寧波與上海東方航運中心的爭奪，與杭州浙江經濟中心的競爭，對于當事者上海、杭州可能有暫時的不利和委屈，但長遠來說，雙方都會得益。

　　條件相仿的競爭，只要目標市場沒有被限定死了邊界，就只會越做越強，最終爆發出沒有被清晰預見的張力。這使關注長三角可持續發展的人面對杭甬、滬甬競爭不必坐立不安。事實也讓人感到驚奇，有預見性的重復建設并沒有出現惡劣的后果，在這個過程中，內生型要素反而加速向杭甬、滬甬沿線聚集，動態的意想不到的得遠大于靜態的就事論事以為的失。

　　在這個方面，南京的表現相對就顯得乏善可陳了。不論從地緣、腹地、歷史這些不可更改的前提，還是科教實力、產業基礎、人口素質這些可以改變的條件，南京都擁有寧波無法比擬的優勢，但南京及周邊地區在民營經濟上的不足卻足以致命，不僅讓郊縣經濟成為短腿，而且還窒息了城市居民的創優意識和創業能力。改變南京民營經濟的短腿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最大限度地以實際行動在南京周圍盡快形成民營經濟高地不僅是南京保持和提升城市競爭力的要求，也是長江三角洲協調發展的需要。

　　第三個層次，是上述的長江三角洲地區與蘇浙兩省其他地區的關系。在這個層次中，徐州和溫州可為范例，衢州和宿遷則為反例。

　　徐州與溫州不同，溫州的成功在于農民的泛老板化，而徐州的成就更多地依賴于其城市的中心地位。江浙滬協調的發展，需要徐州和溫州這些外圍城市的繁榮和廣大腹地的富庶。上海需要周邊地區有發達的(次)中心城市，既是因為上海及長三角中心地區資源發散向其它地區需要中轉站和加壓泵，也是因為在一個普遍優秀的團體中進步遠比一個人孤軍奮戰要容易。只有周邊地區充分發展起來，上海及長三角中心地區的各項資源甚至安全才有可令人信服的保障。

　　目前不足的是，溫州的企業雖然眾多，資本雖然雄厚，但卻相對還不甚規范；徐州的類似徐工、維維等企業雖然規模較大，但在當地卻過于形影煢立。更要命的是，蘇北的疲軟，不僅連累到江蘇整體競爭力的提高，也會拖累江浙滬整體的發展。這是協調長三角發展不得不面對的一個難題。

　　多個中心

　　協調長三角的發展，在保證上海這個中心的絕對實力不下滑的同時，默認培育出多個中心沒有壞處；而且離上海越遠的城市的綜合實力越強，對于長三角核心區域的長遠競爭力的提高來說也只有益處。

　　上海能否真正名列世界最強中心城市之林，不僅取決于其自身地區生產總值質量的提高和數量的增長，更取決于江浙能否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在這個意義上，跨國公司投資蘇南和浙北的分支企業越多，江浙兩省的制造業越發展，特別是轉移到蘇南的海外制造業越多，上海對寧波競爭遠東航運物流中心的競爭的憂慮也將被淡化，上海得益也會更多。因為距離和已有的綜合實力基礎及聲名慣性，上海大可放心，蘇州變不了上海，無錫更不能；寧波取代不了上海，杭州更不會愿意。

　　同樣，江浙兩省對雙方間此起彼伏的優勢對比也無需疑慮。江蘇特別是蘇南過分地依賴外資，難免會有人走茶涼的擔憂，但如果外資產業鏈上的諸多環節被本地化，危機就會被漸而化解。浙江發達的民營經濟和豐厚的民間資本使蘇南安心，因為，它一方面是蘇南加快發展本地民營經濟的榜樣和動力，促生和激勵著蘇南本地生民營資本；另一方面在進軍蘇南的過程中，與蘇南遍地外資不可能不形成協作互動關系，加速外資企業產業鏈條的本土化。這或許不利于蘇南地產民營資本的發展和富民進程，卻是維持蘇南長期繁榮的關鍵。

　　無論是外資還是民資，都有著立足眼前利益最大化卻會帶來長遠的固步自封傾向。民營資本的原罪還不可能在理論上和現實中完全被揚棄，浙江的民間資本與境外進入中國的資本存在的差異顯而易見。浙江的資本還稚氣未脫，急需在發展中壯大、修正，跨國資本蜂擁來到江浙特別是蘇南、浙北，使江浙民間資本特別是浙江民營資本在與狼共舞中得到成長的機會。加速民營資本的規范化、正規化經營，不僅是民營資本自身健康發展的要求，也是浙江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保證，而蘇南吸引外資高地的形成，客觀上給浙江經濟特別是民營經濟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參照系。

　　評價和預見經濟的發展不能忽視行政力量的干預和介入。江浙滬不同發展路徑和特征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不同的行政方式。社會進步不僅僅只用經濟發展來衡量，經濟發展也不能只用生產總值來評價。作為占中國GDP1／5以上的長三角地區，未來將會面對競合發展的重重矛盾與機遇，但這是大勢所趨，長三角理應成為中國協調發展的首善之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