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先溥

　　有效需求不足已成為制約我國經濟持續發展的直接原因。由于影響市場發展的諸多因素，如居民增支減收的心理預期依然較強、農民收入增速的減緩，農村市場還沒根本啟動、供求結構矛盾依然突出等還沒有發生根本變化，擴大內需、推動消費增長等工作依然任重道遠。居民消費偏低主要表現為消費率長期處于低水平徘徊狀態。消費率一般指消費需求占 GDP的比重。從目前國民經濟核算情況看，居民消費增長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相當于固定資產投資率提高1.5個百分點。可見，消費增長的快慢直接制約經濟的增長速度，也影響商品市場的活躍程度。我國居民消費率近20年不僅偏低，而且在波動中呈下降趨勢�！傲�五”時期為66.5%、“七五”時期為62.4%，到“八五”時期降為59%。進入“九五”以來，居民消費率長期徘徊下降的格局出現了進一步強化之勢，消費增長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趨于弱化。1997、1998、1999年分別為58.5%、58.7%和60.3%，均低于改革初期1978年61.8%的水平。消費率下降，直接導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趨于減弱。過低的消費率不僅弱化了消費增長對于經濟增長的直接拉動，也間接影響了投資本身的增長，制約了經濟的發展。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統計，90年代以來，世界平均消費率水平為78%—79%。在所統計的36個國家中，只有8個國家的消費率低于70%，其它國家的消費率均在70%以上。以1995年為例，印度消費率為77.3%，巴西為78.9%，俄羅斯為73.2%，日本消費率略低，但也有70%，加拿大消費率為79.5%，美國消費率為83.8%。

　　因此，與國外一些主要國家相比，我國居民的消費率長期偏低15—20個百分點，屬典型的高儲蓄、低消費的國家。這意味著一個基本事實：即我國單位勞動成果中，可供消費(享用)的部分較少，而轉化為投資的部分較多。盡管這與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水平有一定關系，但是消費率偏低已成為一個經濟增長的不利因素。

　　因此，目前大力倡導和鼓勵消費已十分必要。首先這是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需要。近年我國經濟生活領域暴露出的諸多重大問題，如經濟增長速度、物價下跌、企業開工不足、失業下崗人員增多等，都直接或間接地與此相關。

　　改革現行消費體制和調整消費政策也是促進消費結構轉換的需要。經過20年的改革和發展，城鎮居民基本消費已相對飽和，消費正向小康水平邁進，但實現消費升級遇到了體制和政策性障礙。如果不及時對短缺經濟時期制定的一系列稅費政策法規作出相應的調整，必然會影響居民消費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從而制約消費需求的增長。

　　從中長期看，我國居民消費保持較快增長是完全有可能的。我國仍屬發展中的低收入國家，居民的消費水平目前還不高，耐用消費品擁有率也比較低，服務性消費的份額還較小。廣大農民的消費水平還較低，大部分農民正處于從溫飽到小康的轉化過程中，增加消費具有巨大潛力。

　　擴大消費是我國經濟發展實現由投資主導型向消費主導型轉變的需要。我國經濟正處于新的發展時期，隨著買方市場的形成，立足于擴大內需，尤其是擴大消費需求，必須把不斷提高居民消費水平作為今后經濟發展的基本戰略方針。

　　為此，我國應調整并制定中長期消費的總體政策。從我國今后中長期消費總政策來看，應堅持實行“適度消費”的總政策，即消費水平提高基本上應與同期GDP同步增長，消費率的上升應與收入的增長基本同步。這一政策兼顧了生產與生活、積累與消費兩個方面。這是適合我國國情的消費總政策，依據這一總政策制定具體的消費政策。實行鼓勵性消費政策的第一個目標，就是使最終消費率由目前的59%逐步升到接近東亞國家的65%的水平。為實現這一目標，中國的居民消費增長率在未來幾年中應當比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高出1%—2%。

　　同時，還要及時清理和廢除一些舊的過時的消費政策，建立新的積極消費政策。當前尤其要大力調整熱點消費的相關政策，啟動消費，如住房消費、汽車消費、信息消費、旅游教育醫療服務消費等，要注意新的政策、法規和規定不能與鼓勵消費的總政策目標有抵觸，以免造成新的消費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