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實際上已經超過金融風險，成為威脅中國經濟安全與社會穩定的頭號殺手。”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魏加寧為組長的“中國地方債務課題組”得出這樣的結論，在我國集中力量解決銀行不良資產等金融問題的時刻，似乎顯得有些危言聳聽。(相關報道見本報第19版)

　　真正決定財政風險大小的不在于規模，而在于是否有足夠的防范風險機制。魏加寧 們判斷的依據是，數以萬億的地方財政負債，因為《預算法》的約束，多數處于隱性的狀態，相比金融風險，這些負債缺乏統一管理、更談不上風險的控制，在地方政府無法破產的情況下，這直接導致政府的信任危機，隨之帶來的是與政府職能相關的一連串問題。

　　總理為農民工討薪事件使人們開始關注到數以千萬的民工欠薪，尋根溯源，大量的民工欠薪實際可以由“包工頭”追到開發商、再由開發商追到地方政府，由于地方政府的強勢，“欠薪的球”最終被踢到了“包工頭”那里。這只是冰山之一角，地方政府擔保、社保基金缺口、中小學教師工資、糧食企業虧損掛賬等諸多方面負債，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粗略估算，整個地方政府債務至少在1萬億元以上。

　　不僅如此，以萬億計的龐大地方債務風險正通過銀行機構向金融風險轉化。今年將是金融改革關鍵的一年，通過外匯注資國有銀行，促進國有銀行上市和公司治理結構的優化，將是今后一段時間的重要任務。但是，地方財政風險不解決，金融改革的基礎同樣會面臨沖擊。

　　金融風險與財政風險之間可以互相轉化。如果銀行在金融風險控制方面嚴格一些，就會有更多的動力通過財政獲取資金，風險更多積壓在財政方面；但在地方沒有發債權力的情況下，地方財政風險就會積壓到銀行系統，成為金融風險。

　　更為關鍵的是，在地方財政負債沒有準確估計的時候，討論經濟是否過熱、通縮還是通脹，無疑缺乏立論基礎，甚至出現“踩著棉花宏觀調控”的說法。

　　地方巨額財政負債的形成，根本原因在于地方與中央的事權、財權不對等，地方沒有正常的融資渠道。國研中心的報告顯示，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后，中央財權大幅度提高、地方財權大幅度下降，但中央與地方的事權劃分變化幅度較小：1994-2002年期間中央財權平均為52%、地方財權平均為48%，中央事權平均為30%、地方事權平均70%。稅費改革之后，農民的利益得到保障，地方財政則是雪上加霜。甚至有專家提出，我們目前是用中央財政的大好形勢掩蓋了地方財政的巨大風險。

　　地方債務可謂是一種“敏感的制度變量”。制度變遷通常分為兩種主要形式，一種是危機導向，另一種是利益導向。危機導向下政策突變，不僅成本很高，而且風險也大，不容易控制，變化的結果往往與人們的初衷并不相符；利益導向則是漸進式的變革，不僅成本相對比較低，而且風險也比較容易控制，更容易達到人們的預期目標。地方債務問題如果處理不好或長期拖延下去，很有可能會在未來的某個時期誘發債務危機，從而出現危機導向，這是我們不愿意看到的。如果能夠找到有效的方法和途徑，解決好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就可以通過利益導向推動制度變革。

　　有觀點認為，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事權與財權、調整中央轉移支付結構、壓縮地方財政供養人口，都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地方財政困難的現狀，解決地方財政困難的可行出路是允許發行地方債券。

　　誠然，發債權的下放可以成為一個“籌碼”，誘導地方編制資產負債表，披露真實信息，使得隱性債務顯性化，這是解決地方負債的第一步。但這一步的邁出要以正視巨額負債產生的原因為前提：大量的負債形成于地方政府的形象工程和地方官員的尋租行為。當地方通過發債擁有更多的財政權力之后，如果監控不力，反而會出現更大的漏洞。

　　所以，要實現地方政府的發債權，首先要解決地方政府官員的約束問題，在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事權與財權的基礎上，精簡縣鄉機構，同時將更多的權力交給市場，形成地方人大、上級主管部門、中介評級機構和投資者對地方財政權力的整體監控，唯有如此，地方債務才能夠真正顯示在陽光下，而解決地方債務的行動才可以真正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