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自由化對財政稅收有著重要影響，很多低收入國家在很大程度上依賴貿易稅收作為稅收來源，所以在制定貿易自由化戰(zhàn)略時必須關注貿易改革中財政方面的問題。

　　誰來為自由化付帳

　　--WTO倡導的貿易自由化對稅收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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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利亞姆伊布利爾(LIAM EBRILL)，詹尼特斯道茨基(JANET STOTSKY)，萊因特格魯波(REINT GROPP)

　　譯/賽國華

　　人們在開放型貿易體制和出口業(yè)績增長之間建立了必然的聯(lián)系，認為進一步實行貿易自由化，就能促進持續(xù)增長和融入全球貿易體系，因此，在過去的10年里貿易自由化程度有了大幅度提高。但很多發(fā)展中國家仍繼續(xù)實行以高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為標志的限制型貿易管理體制。貿易自由化常常由于某些關切而被推遲，這些關切包括貿易自由化會對稅收產生負面影響。事實上，貿易自由化對稅收的影響總的說來是比較含糊的，而且取決于實施改革的類型以及具體國家改革的情況。

　　表1.1對貿易改革措施進行了分類并分析了對政府財政狀況影響的預期。如上所述，影響可以是積極的、消極的或中性的，取決于具體國家采取措施的性質和該國的特征等。然而，對于大多數貿易措施來說，改革一般會提高稅收或者會產生模糊不清的效果。國際組織支持的貿易自由化通常是以消除非關稅貿易壁壘最為優(yōu)先，然后采取關稅結構合理化的措施。非關稅貿易壁壘對一國來說最容易產生貿易扭曲現象。下面我們看一下這類措施及其對國家財政狀況的影響。

　　非關稅壁壘包含一整套作法，包括配額、禁令、進出口許可、以及國家貿易壟斷。除了提高經濟效率的理由外，最初側重消除非關稅壁壘還有增加財政稅收的好處。配額和禁令不能增加預算收入，卻為鉆空子行為和走私提供了機會。相應地，如果其它條件不變，把配額轉換成相等的關稅(通常還伴有進一步降低關稅稅率的時間表)或者消除禁令，將對稅收會產生立竿見影的積極效果，因為這些好處已經以貿易稅收的形式轉移給了政府。因此，消除非關稅壁壘的問題應在改革之初就得以解決。

表1.1                  貿易自由化措施對稅收的影響分類表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估計

　　取消免稅(不包括出口退稅機制)和與貿易有關的補貼應該對政府的財政地位產生直接的積極影響。稅收減免特別是無條件減免，會促使進口商尋求其它產品的免稅，這種減免的擴散將鼓勵把可征稅商品劃定為可免稅商品，這對稅收有負面影響。所以，避免隨意減免稅收，除了直接的積極的稅收效果外，還有助于減少其他麻煩，改善管理。

　　減少關稅對財政的影響取決于關稅的初始水平、覆蓋面以及減免的程度。原則上講，在進口水平不變的情況下，降低關稅將減少貿易稅收。然而，由于較低的稅率也容易增加進口需求，實際稅收的影響將取決于進口需求的價格彈性。彈性越高，關稅的削減就越有可能對財政收入產生積極的影響。

　　一些國家采用本應被禁止的高關稅，非常容易造成偷稅漏稅，或者通過錯誤的海關分類或者通過走私逃避交稅。因此，降低這樣的關稅很容易產生更高的稅收，因為這樣做減少了違規(guī)的費用，并且，由于走私活動減少，應被記錄在案的貿易量增加了。所以，更常見的情況是，降低關稅會因偷稅漏稅減少而促進了稅收的增加。

　　以建立統(tǒng)一的關稅機構為目標的貿易制度改革也有助于增加財政收入，因為這樣做將增加透明度和簡化稅賦管理。統(tǒng)一的關稅結構或較少的關稅擺動幅度會使偷稅漏稅減至最小，并可以減少海關行政官員分類和估價的錯誤。

　　如果一個國家的貿易改革已經進展到相當程度，那么在一定時期，某些稅率的進一步降低將導致稅收減少，至少短期內是如此。然而，從長遠的角度講，由于貿易改革具有促進經濟長期增長的好處，采取適當的應對措施會抵消潛在的財政損失，例如，采用一種較少產生扭曲現象并且基礎廣泛的稅收政策。這種稅收同等適用于國產和進口產品。對進口產品和國產替代品按照同等稅率征收給經濟帶來的扭曲通常小于只對進口征稅，而對兩者都征稅會產生更大的稅收。

　　對于那些把貿易稅作為重要財政來源的發(fā)展中國家，進一步降低平均關稅將對稅收產生負面影響，并阻礙進一步改革的進程。在這樣一些情況下，動員其它稅收來源，并使稅收來源多樣化而不僅僅依靠貿易稅是非常重要的。但這很可能是一個很長的過程，需要盡早啟動一個基礎廣泛的稅收機制。由于這樣的過程需要時間進行準備和實施，因此需要在自由化過程的早期階段尋求國際組織的技術支持，并通過改進海關管理來支持貿易改革措施。但即使是在那些高度依賴貿易稅收的國家，也沒有理由延遲實施對稅收有著積極或中性影響的貿易改革。事實上，嚴重依賴這樣的稅收使這些國家有充分的理由加快與增加稅收有關的貿易改革，特別是使非關稅壁壘關稅化并制止免稅特權。

　　各國在減少出口稅方面已經取得顯著進步，部分原因是由于將取消征收出口稅作為一種提高增長水平、加強國家對外地位的方法，現在被普遍接受。降低出口稅對稅收的影響將取決于減稅在多大程度上和以多快的速度擴大總的貿易量、減少類似走私這樣的非法活動。由于出口稅常常被抱怨為一些難以征稅領域如農業(yè)領域的收入稅的替代品，如果將它作為擴大稅收基礎的總體稅收改革的一部分加以實施的話，減少或取消出口稅就很容易被國家接受。取消出口稅也會對受影響的商品制造者產生積極影響。就農產品而言，這些生產者也許就是社會中較窮的群體(見相關鏈接)。

　　最后，在很多貿易改革的方案里，大規(guī)模貿易自由化一直伴隨著匯率的貶值，目的之一是為了鼓勵出口商，使他們能夠利用更自由的貿易機制的優(yōu)勢。總的來說，貶值對于貿易稅的作用是有定論的，它取決于進口需求的價格彈性；如果進口需求是非彈性的，那么以當地貨幣計算，貶值將導致更高的進口價值，而且在任何一個關稅水平的稅收都將增加。

　　一些研究已經驗證了貿易改革實施之后在財稅方面的實際效果。這些研究表明，貿易改革的步驟應以對稅收的負面影響為最小。下面是這些研究的一些主要結論。

　　對于那些原來實施限制性極強的貿易體制的國家，貿易改革的實施是為了保護財政收入，也是為了國家的多數部門能夠實現有意義的貿易自由化，同時不以財政目標為代價。經驗化的證據提出，數量限制的自由化一般能夠促進稅收，而關稅改革也并不導致稅收流失。

　　財政方面的考慮認為是限制特定貿易改革進程的主要因素。如果對支持性財政政策和稅收中性的貿易措施給以更多關注，可以取得目標更明確的貿易自由化。

　　貿易改革對稅收的影響在極大程度上取決于宏觀經濟政策的輔助，特別是要有一個恰當的匯率政策。

　　結論：汲取貿易政策設計的教訓

　　在設計貿易自由化的模式時，應當留有余地以避免稅收上的負面后果。改革方案應該在改革過程開始的時候就注意采取更廣泛的貿易自由化措施，并盡早地安排實施那些容易對稅收產生積極影響的措施。同時制訂合理的宏觀經濟政策十分重要，特別是需要適當的匯率，以及擴大國內稅收基礎的努力。

　　然而，貿易自由化產生的問題，例如貿易自由化初期對稅收的負面影響，不應該被淡化(特別是那些嚴重依賴貿易稅的國家)。即使是其它稅收和支出措施已經到位，仍會面臨來自政治的和經濟方面的挑戰(zhàn)。不僅如此，在方案設計的時候往往會考慮采取其它財政措施，這通常包括對與收入和支出方面有關的很多領域產生的財政壓力，包括支持結構改革而不是貿易政策所需的花費。

　　由于持續(xù)的貿易自由化最終會導致減少貿易稅收在總收入中的份額，要想維持財政收入就需要進行具有補償性的國內稅制改革。由于稅收政策和行政改革的醞釀過程很長，因此，在貿易改革的最初階段就需要考慮國內稅務改革，并且在自由化的初級階段尋求技術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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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達加斯加香草出口稅案例

　　發(fā)展中國家經常對初級產品出口征收出口稅。出口征稅是一項不大受世界貿易組織紀律限制的政策工具，這一點反映了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對進口政策的注重。這使得判斷這種政策的經濟效果格外重要。在一些情況下，征出口稅實際上代替代了對采礦業(yè)征收的土地使用費；在另一些情況下，征稅被用來對加工初級產品工業(yè)提供保護。后一種情況會對窮人產生負面影響，因此需要認真跟蹤和分析。出口稅意味著初級產品生產者和農民的產品得到的價格低于世界市場流行的價格。取消稅收會提高他們的收入，但卻會使已經建立起來的加工設施垮掉，因為這些設施只有當它們支付比世界市場低的價格的時候才能生存。這類工廠有可能雇傭貧困的城市勞動力，卻帶來了政策上的難題。在這種情形下，需要就適當的貿易制度對貧困和社會安全體制的影響進行認真的分析。

　　有時候，出口稅是用來試探市場支配力的，在這種時候，那些政策就會對窮人有很大的負面影響。馬達加斯加的香草銷售委員會就是一個例子。

　　1960年的馬達加斯加生產世界上價格最低、質量上乘的烈性香草，其產量占據世界天然香草出口的60%。由于占據著統(tǒng)治地位，馬達加斯加與科摩羅和留尼汪島組織了一個烈性香草卡特爾聯(lián)盟，并制定了出口高價。馬達加斯加通過市場委員會(CAVAGI)規(guī)范其國內市場來限制供應，該委員會對生產者限定了低價，并且要求對種植、整理和出口香草辦理執(zhí)照。

　　如果這個戰(zhàn)略被其在馬達加斯加香草出口價格上的效果來評估的話，很明顯它是成功的。香草的出口價格從60年代末每公斤10美元增長到90年代初65美元還多。然而，馬達加斯加在世界市場的份額下降到30%，因為在卡特爾聯(lián)盟之外的印尼利用了世界市場價格高昂的機會發(fā)展了自己的出口能力。印尼進入世界市場使得馬達加斯加的出口總值在70年代到80年代沒有任何增長。市場委員會對國內市場的干預對生產商的價格也有類似的壓抑作用，這使80年代每公斤的價格在5美元左右波動。

　　誰從香草卡特爾聯(lián)盟和市場委員會國內政策中受益了呢？印尼的生產商顯然是贏家。輸家是馬達加斯加的生產商——主要是小商號，大約有6萬家，平均生產130公斤，平均收入是每種植一次收入650美元。最近的一項研究對如果廢除市場委員會馬達加斯加所應有的市場價格進行了估算。估算的結果是，其價格接近26美元，比CAVAGI固定的5美元價格高很多。如果考慮到這種價格變化將會導致產量的增加，放任的政策將會使香草生產商的過剩超過8倍。也許人們會感到驚奇，由于馬達加斯加在國際市場上的市場支配能力，自由貿易(無干預)本來也應使馬達加斯加的福利增加，增幅相當于0.5%的國內生產總值——這種結果對于生產商來說相當于其獲得了國內生產總值的2.2%的收益，這部分地抵消了由于市場委員會干預所造成的國內生產總值1.7%的損失。

　　CAVAGI本來還可以采用另一種代替自由貿易的方法,那就是取消其在國內市場的干預，而繼續(xù)通過一項出口稅來開發(fā)其國際市場的能力。對這種情況的估計，理想的出口稅本來可以是接近每公斤25美元而不是CAVAGI強加給生產商的61美元的間接稅。但這仍會使香草生產商的過剩部分翻番，在加上了稅收以后，所產生的收益可能接近GDP的1%。

　　對于為什么未能實行這些替代政策的解釋是，市場委員會的收入在兩種情況下都會下降。由此可見，馬達加斯加市場委員會的價格政策的目標并不是追求最大福利，而且對小商號征收沉重的、間接稅造成了重要的收入再分配，使收入從農村貧困群體轉移到城市上等階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