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勢觀察-韓保江

　　改革開放25年來，中國經濟一直保持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超高速度”，特別是從1989年到2003年的15年間，在受到亞洲金融危機、世界經濟不景氣、以及“非典”的影響下，我國的經濟增長率仍平均達到8.8%，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經濟奇跡”。由于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2003年中國的GDP總量將超過11萬億元人民幣，人均GDP將首次超過1000美元這個具 有里程碑式的“經濟成長門檻”，從而跨入了一個將更加高速發展時期。然而，科學看待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理性分析中國經濟持續發展面臨的困難，保持一個平靜的心態，對于一個大國經濟走向成熟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經濟奇跡”得益于“自主性經濟增長”

　　綜觀世界經濟發展歷史，中國經濟持續25年的快速發展確實是一個“奇跡”。這種“奇跡”的取得，源于我們多年以來的改革開放，得益于我們對“自主性經濟增長機制”的潛心培育。應該說，20世紀90年代初以前在一個“短缺經濟”的背景下，中國經濟高增長并不足為奇，但是，這種“高投入、高產出、低效益”的“粗放型”發展道路，不僅不能給老百姓帶來更多實惠，而且不可能持續。1996年以后，中國經濟的“短缺背景”逐步結束，“經濟過剩”成為制約中國經濟發展和決定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的主要因素。如何實現“過剩經濟”條件下的快速發展，如何擴大“有效需求”，對于中國來講是一個嶄新課題。從那時起，中國政府正視“有效需求不足”的挑戰，理性看待中國的“經濟過剩”，從認識市場經濟規律入手，努力培育“中國經濟的自主成長機制”。在需求層面，中國政府潛心研究現代經濟增長的“三駕半馬車”即消費、投資、出口和政府采購的啟動規律，研究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乘數效應”，果斷提出“擴大內需”，“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等政策主張，從擴大基礎設施投資、提高居民收入入手，全力培育“三駕半馬車”的拉動力量。需求力量和供給力量“有效協同”，形成中國經濟可以“有限超脫”世界經濟影響的“自主性增長”的“合力”，進而取得了世人矚目的經濟增長“奇跡”。

　　二、中國經濟自主增長遭遇“可持續發展能力低”的挑戰

　　俗話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無論是“他主性經濟增長”還是“自主性經濟增長”，說到底，都是一個持續“投入——產出”過程。因此，在一定的管理和技術水平條件下，物質資源擁有量及其持續供給能力，是決定經濟能否持續增長的關鍵。中國經濟雖然走上了“自主性增長”的道路，但是其持續快速發展首先遇到我國可用經濟資源不足的直接制約。

　　我國資源短缺，人多地少、水少、油少、富礦少，許多重要資源人均占有量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國人均耕地0.1公頃，相當于世界水平的42%。我國水資源總量為28100億立方米，人均淡水資源量為2257立方米，為世界人均水平的27%。全國大部分城市特別是北方城市面臨嚴重的資源型缺水和污染型缺水情況。我國是少林國家，現有森林面積1.59億公頃，約占世界森林面積的4%；人均森林面積僅為0.12公頃，人均蓄積量8.9立方米，分別為世界人均水平的20%和12.5%。我國石油資源最終可采儲量為130—150億噸，僅占世界總量的3%左右，但國內石油需求與日俱增，估計到2010年石油需求將超過3億噸，2020年達到4億噸。礦產資源種類不全，有的儲量不少，但品位低，開采難度大。大多數礦產資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在資源短缺的同時，資源破壞和浪費又非常突出。

　　濫采、濫墾、濫伐屢禁不止，資源的產出率、回收率和綜合利用率低，生產、流通和生活消費方面的浪費驚人，一些地區環境污染和生態狀況令人觸目驚心，部分大中城市污染形勢日益嚴峻。全國大氣污染排放總量多年處于高水平，城市空氣污染普遍較重，酸雨面積已占全國面積的1／3。水土流失情況嚴重，全國水土流失面積已達到3.6億公頃，約占國土面積的38%，并且仍在繼續增加。土地荒漠化、草原沙化面積仍在快速擴散。全國沙漠化土地面積達1.7億公頃，占國土面積的18.2%，受沙漠化影響的人口達到4億。目前我國日排污水量1.3億噸左右，七大水系近一半河段嚴重污染。近岸海域水質惡化，赤潮頻繁發生。物種瀕危現象十分嚴重，我們目前約有4600種高等植物和400種野生動物已經處于瀕危或臨界狀態。因此，資源不足和生態惡化必然成為制約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最大的“硬約束”。

　　其次，雖然人力資源是決定經濟發展的“第一資源”，但是，由于人口高峰、就業高峰和人口老齡化高峰將同時而至，“人口擁擠及其成本”將制約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

　　我國是擁有近12億多人口、勞動力資源非常豐富的發展中大國，即使今后十年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控制在10%以內，每年仍將凈增人口1000萬左右，到本世紀中葉，我國人口將繼續增加，人口總量高峰、就業人口高峰、老齡人口高峰將接踵而至，人多資源少、就業崗位少、贍養成本高等將成為制約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難題。根據有關資料，我國15—64歲人口2000年為8.5億，2010年將達到9.7億，2020年將達到9.97億。預計今后幾年，全國新生勞動力供給將達到4650萬，城鎮現有下崗職工和失業人員1400萬，農村剩余勞動力1.5億以上。無論城鎮還是農村，勞動力總供給都明顯大于總需求。從人口老齡化的趨勢來看，我國65歲以上人口已經達到總人口的7.1%，按照國際標準，開始步入老齡化社會，由此帶來的社會問題也尖銳地擺在我們面前。

　　第三，經濟體制有缺陷，經濟結構不合理，產業技術素質低，管理手段落后，導致資源利用效率低，更成為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絆腳石”。

　　據有關部門統計，雖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平均增長一直保持在8.8%的高速度，但其經濟增長成本卻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5%以上。據世界銀行綜合自然資本、產出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計算的人均財富，中國為6600美元，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7.7%，位居192個國家的第161位。這也就是說，中國在各種資源都相對不足的情況下，資源浪費和使用粗放始終伴隨著中國經濟增長，講速度而忽視效益的“痼疾”并未消除。導致中國經濟增長效益低的根源雖然很多，但歸納起來無非有四：一是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殘余”和條塊分割直接誘發的“趕超沖動”和“攀比型政績意識”，使各地政府和企業不顧客觀條件和市場需要盲目進行重復投資、重復建設、重復引進、重復生產，進而導致土地、礦藏、煤炭、石油等自然資源的過度使用和浪費。二是經濟結構不合理，第三產業發展落后，勞動力資源優勢得不到充分發揮，致使經濟增長過分依賴“資源、資本密集型產業”，而真正成為中國可持續經濟增長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知識密集型產業”的發展相對不足。三是知識積累緩慢，技術水平低下，導致資源消耗高，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后勁疲軟”。四是宏觀管理和微觀管理相對落后，導致同樣甚至相對較高的技術或設備卻產生不出相其他先進國家的產出效果。例如，我們生產同樣一個單位的產值，消耗卻是日本8倍、美國的4倍以及印度的2.5倍。這種差距除了技術水平的差異，恐怕就是管理水平“技不如人”了。

　　最后，過度依賴國外資源、對外貿易、政府投資的經濟增長，將使中國經濟面臨更大的不確定性或風險。

　　由于國內資源的稀缺性制約，經濟過熱和消費結構升級所導致擴張型經濟增長，必然增加中國經濟對國際資源依賴程度的迅速提高。2003年我國商品進出口總額達到8000多億美元，已經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66%以上，遠遠超過美國、英國、法國等大國對國際市場的依存程度。如此的“大出大進”，如果在沒有什么能夠帶來更多附加值的技術和知識產權并“惡性競爭”的情況下，必然是“高價進口原料，低價出口產品”，結果換不來多少利益。更讓我們擔憂的是，持續多年的積極財政政策不可能長久。由于償債壓力與日俱增，必然導致財政增收壓力增加和稅收增長過快。從1998年至2003年，我國稅收增長屢創新高，分別增長12.8%、15.3%、17.8%、21.5%、15.3%和20.3%，遠遠高出同期經濟增長、企業利潤增長和居民收入提高的速度。長此以往，必然產生對民間資本、居民消費產生“擠出效應”，損害中國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

　　三、思考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出路

　　眾所周知，保持一個持續穩定高增長速度，是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實現現代化的基本要求。然而，“欲速則不達”。我們必須保持一個“健康的心態”，冷靜分析我們的優勢和劣勢，正是我們體制上和工作中存在的問題，真正看到經濟與社會、城市與鄉村、地區與地區、人與自然、國內經濟與對外開放等“不協調”而需要付出的昂貴代價，努力走出一條新路。

　　首先，要認真走好“信息化帶動工業化”的“新型工業化道路”。信息技術的突破性發展和在國民經濟和社會領域的廣泛應用，不僅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降低了資源消耗和生產成本，減少了環境污染，已經成為社會生產力和人類文明進步的強大動力，而且使人類生產活動和社會活動開始進入信息化和智能自動化時代，進而引起世界經濟和社會的巨大變革。在人類社會進入信息時代的今天，我們必須十分重視信息化在工業化發展中的倍增作用和催化作用，大力推進信息化，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一方面要加快大規模集成電路、高性能計算機、大型系統軟件、超高速網絡系統、新一代移 動通信設備、數字電視系統等核心信息技術的產業化，提高信息產業對在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貢獻率。另一方面要用電子信息技術武裝和改造傳統產業，提高傳統產業的集約化程度和生產效率。用電子信息技術武裝和改造傳統產業，不僅使傳統產業的生產效率獲得空前提高，而且改變著傳統產業的內涵，刷新了傳統產業的生存和發展方式，進而有利于傳統產業可持續發展。

　　其次，要大力實施科教興國和可持續發展戰略，建立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機制。可持續發展的實質，是在滿足當代人需要的同時，不損害后代人滿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進而實現經濟增長、社會發展和資源永續利用的問題。核心是提高人的素質和知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因此，在重視經濟投入的同時，要重視對科學教育和公共衛生事業的投入，努力建立健全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科技、教育、文化、公共衛生等方面的體制，提高國家創新能力和國民整體素質，實現社會全面進步。

　　第三，要深化市場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打破制約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性障礙。要進一步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基礎性作用，打破行業壟斷和地區封鎖，沖破“諸侯經濟”的藩籬，促進全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與有效利用，提高全社會的資源使用效率。

　　第四，要建立科學的政績評價體系，引導官員樹立科學的政績意識。作為一方的行政長官追求所謂政績本無可厚非，但關鍵是“什么才算政績”，如果我們不擯棄片面追求GDP，追求高速度的“趕超、攀比”的舊觀念，仍以“速度、形式”論英雄，就很難使我們的官員擺脫“好大喜功”、“搞形式主義”的政績窠臼，也就很難使我們的干部擺脫“數字游戲”的陋習。

　　最后，要著眼我國基本國國情，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承受的程度統一起來，努力實現宏觀經濟改革與微觀經濟改革相協調，經濟領域改革和社會領域改革相協調，城市改革和農村改革相協調，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相協調，力爭在協調中實現可持續發展。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校經濟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