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崔毅北京報道

　　種種跡象表明，本已于今年1月叫停的大慶原油對日出口，可能于近期再生變數。一支由日本主要原油、成品油貿易商組成的民間代表團，就恢復出口問題，1月末正式拜訪了商務部主要官員。但在“碰壁”之后，代表團并未全部回國，其精干成員留下繼續與中方交涉。目前，相關談判仍在進行之中。

　　值此中日關系“多事”之秋，日本駐華使館經濟參贊堂之上先生對記者表示，此代表團系民間組織，日本政府能源廳對此事無官方表態，也不準備介入具體談判。負責中日民間經貿往來的日中經濟協會與日中經濟中心負責人，均以談判正在進行為由拒絕接受記者采訪。而此事件的核心角色之一———大慶油田及其母公司中石油方面，或稱對此事一無所知，或“顧左右而言他”。

　　“內外交困”———中國急停對日原油出口

　　對于中國斷然停止這項始自1978年的對日長期貿易的原因，知情人士只說了“內外交困”四個字。而僅從字面理解，似乎自去年夏天開始蔓延全國的“油荒”，成就了中國政府叫停對日原油出口的理所當然之舉。

　　然而，這種理解有失偏頗。自1993年中國成為原油凈進口國之后，原油進口量與日俱增，去年更是達到了接近1億噸的歷史最高水平。與之相比，中國去年對日出口原油300萬噸，只占進口量的1／30。再看大慶方面，去年原油產量4840萬噸，高于對日出口總量的15倍。況且，作為一項長期貿易協定，大慶原油對日出口得到了兩國政府的支持。總之，即使去年開始至今未解的全國性“油荒”再嚴重一些，中國政府也不至于“杯水車薪”地叫停對日出口。

　　那么，這“內外交困”又具體何指呢？知情人士告訴記者，從國內角度講，由于國家對于原油等資源出口采取了下調出口退稅的政策性限制措施，從而使國內經營原油出口的外貿企業不再有利可圖，企業出口原油的自主性受到較大程度打壓。因此，中國政府于去年底，原則上將以前按國際價格結算的對日出口原油價格每桶上調了6美元，以補償出口企業損失。同時，原油出口量也從300萬噸／年下降為50萬噸／每年。日方顯然對上述調整難以接受，有關談判隨即展開。

　　另一方面，去年中期以來，國際環境使中日關系屢經波折：雙方在能源、交通等領域的競爭與合作極不順利；自2001年開始，日本對華政府貸款(ODA)逐年減少；今年1月，小泉首相第四次參拜靖國神社等等。因此，中方此時考慮更改26年前簽署的這筆政治因素顯然大于經濟因素的長期貿易協定，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日本方面似乎對于這區區300萬噸大慶原油情有獨鐘，幾經交涉被拒后，仍鍥而不舍地與商務部主管官員談判。對此，日本從事原油、成品油貿易的出光興產株式會社一位人士對記者表示，在日本，無論政府還是民間，都非常重視各種原油進口渠道的建設，畢竟，日本每年全部內需原油均要由國外進口。

　　能源短缺引發中日經貿博弈

　　這位人士同時也認為，事實上，大慶原油出口日本即使真的無法恢復，日本的原油進口也不會受到實質影響。

　　據介紹，雖然目前，中國已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原油消費國，但同日本每年巨大的原油消費量相比，日本仍是世界上原油自給率最低的國家。日本目前90%以上的內需原油來自中東。中國在日本原油進口渠道中，似乎顯得無足輕重。但事實上，正是日本對于中東原油的絕對依賴，促使日本近年來極力推行其“原油進口渠道多元化戰略”。于是，近鄰中國與北方的俄羅斯進入了日本的視野。

　　在中國方面，政府停止對日出口大慶原油，則很可能出于平衡國際貿易的考慮。社科院日本問題專家馮昭奎認為，在中、日均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的今天，在經濟上，其實誰也封鎖不了誰，而復雜的國際貿易中的諸多問題，則可能通過類似停止對日出口原油這種暫停長期貿易機制的方法來加以平衡。馮不贊成在中日關系處于低潮時過分渲染停止出口原油事件。因為，這會導致經濟事件“泛政治化”的通病，到頭來，如果本來向好的中日經貿關系(2003年，中日經貿額增加了300億元人民幣)受到沖擊，雙方均得不償失。

　　然而，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中日間的經貿博弈，遠非專家的警告所能避免。去年，中國以原油為代表的能源消費迅猛增長，至今延續的能源“三荒”，使中、日兩國共同遭遇“能源瓶頸”。而去年整個一年，俄羅斯在“安大線”、“安納線”問題上的曖昧和騎墻，使共同看好北方俄羅斯豐富的石油、天然氣資源的中日兩國都大感失望。同時，雙方也因此產生隔閡。當越來越多的跡象顯示，日本將最后勝出之后，中國自然要在另尋“油路”的同時，動用各種經濟或政治武器，以在中日經貿關系中尋求平衡。這在隨后的京滬高速鐵路建設方案的選擇中，可見一斑。雖然雙方官員在各種場合的公開表態，均回避了中日關系的敏感話題，但業內卻很難將上述兩事件完全割裂。

　　據悉，近期，日本政府高層仍將繼續就交通、能源等問題來華游說，屆時，雙方經貿博弈將達到新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