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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維新之路--GDP相對下滑 溫州衰落中的反思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2月16日 07:45 21世紀經濟報道

  編者按:

  GDP的相對下滑,資本、產業的外流讓溫州落入“經濟模式即將衰落”的困惑中。在溫州人看來外界的驚呼與議論也許有些不明就里,但這確實也讓溫州政府感到了一絲隱憂。從早年的“敢為天下先”到如今的“有限政府”,是耶?非耶?溫州人該如何面對和保持曾經的輝煌?

  溫州維新

  見習記者羅小軍 溫州報道

  “溫州模式過時了?”溫州的弦正在繃緊。

  “現在領導感到壓力了,不前進就落后”,溫州兩會即將召開,溫州一位企業家、政協委員對記者指出。

  3月初溫州兩會就要召開。“縱向比較有增長,橫向比較有差距,發展前景不樂觀。”一位溫州人大代表的提案草稿這樣寫道。

  而在溫州內部,一場“全國看溫州,溫州學全國”的解放思想大討論在2003年初已然悄悄開幕,隱藏其后的,實質是“溫州模式”的適時升級。

  GDP增速之惑

  溫州市委書記李強指出,這次思想大解放,溫州上下,“每個地方、每個單位、每個人”,都要在“橫向比較中尋找差距”。

  而溫州面對的一個巨大差距就是頗受爭論的GDP增速。2003年上半年,溫州GDP增速在浙江省倒數第2。

  溫州經濟的快進也好,放緩也好,都與溫州經濟的特點以及政府的行為有千絲萬縷的關聯。

  直到1994年股份合作制在政治上得到確認和推廣,溫州經濟模式一直“領先國內”。在這個過程中,民營經濟自發成長與地方政府“護航引道”起了重要作用。溫州GDP由1978年13億元增長到2002年的1055億元,24年內增長81倍多。

  但到了2003年,盡管全年增長14.8%,達到1998年來的最高增速,而且遠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已是近六年來增速最快的,但相對浙江省其它地區而言,還是在放緩。而且資料顯示溫州GDP增速相對放緩“已非一日”:1998年以來,溫州GDP年增長率均低于改革開放以來的平均速度,1998年以來的平均速度比1979-1997年的平均速度低3個百分點以上。GDP增速在浙江排名倒數第二。

  “剩下三大優勢”

  在溫州人看來外界的驚呼與議論也許有些不明就里,但GDP的下滑確實也讓溫州政府感到了一絲隱憂。

  一位代表在提案中究其原因,“傳統制造業升級緩慢,先進制造業發展不快”,“小、低、散”局面沒有根本改變,“區域產業發展的比較優勢和綜合競爭力正在弱化,甚至退化”,

  溫州體改辦研究員姜洪新指出,而今溫州“剩下的三大優勢”,即產業集群,民間資本,市場優勢。市場優勢有三個:溫州本地企業;溫州人遍布全國的區域擴張;利用走出去的僑眷開拓的海外市場。

  但本地資本市場又遲遲發展不起來,盡管溫州企業對“民間銀行”千呼百喚。“如果換在1980年代方興錢莊創辦那時候”,“早就不知道有多少家了”,本地專家指出,“這需要政府來積極推動”,“在辦錢莊的過程中,政府事實上承擔了絕大部分風險和壓力。”方興錢莊創辦人方培林回顧歷史時坦承。

  已有的資本優勢發揮不了,而原有的短腿,卻日益顯露,土地資源緊缺、要素剛性制約、“商務成本飆升”,溫州企業盈利更加艱難了。

  出路何在

  隨著民營經濟在全國范圍內推廣,“溫州的先發優勢”已經“遍地開花”,“經濟進一步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現在需要政府積極主動推動改革”,一溫州省政協代表電話中說。而過去“由當時原始積累時期的政府默認造成的寬松環境有利于民營經濟的萌芽和成長”,但現在“需要積極推動了”。

  自90年代中期以來,“溫州在全國的創新很少”,90年代早期,有均瑤集團第一個吃螃蟹“包機上天”,但均瑤參資航空公司卻發生在武漢,溫州某企業家對此類航空公司不能在溫州誕生嘆惜不已。

  溫州的“敢為天下先”的創新大都發生在上個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那個時候的政府“敢于承擔風險”,一企業家指出。

  因此,如果說針對目前的增長放緩,“溫州要來第二次飛躍”,那么“現在是政府要轉變觀念,提高效率,作好軟硬環境”,一溫州企業家指出。

  2000年,溫州市政協就溫州的投資環境作過一個調查,企業負擔重,亂收費和總體環境成為突出問題。不少企業反映,在溫州“最困難的是用地”,“最麻煩的是審批”,“最頭疼的是檢查”。

  問題的嚴重性不在于這一現象的普遍存在,“而恰恰在于這一問題還在不斷蔓延,還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有效遏制和徹底根除”,一官員告訴記者。

  而溫州此次思想大討論重點就是,“要學習先進地區超前的發展思想、可行的發展政策、成功的發展經驗,做到博采眾長,兼收并蓄,力求在解決改革發展重點和難點問題上取得新的突破”,溫州市委書記李強指出。李強個人建議在“學全國”時重點“對外開放學廣東,吸引外資學蘇南,城市建設學大連,政府服務學上海”。

  為改善環境,2003年8月,溫州在全市組織開展了“效能革命”以提高機關效能,嚴禁有令不行、辦事拖拉、吃拿卡要、態度刁蠻。半年多的時間里,撤除懲戒數百名機關工作人員。

  此前,據不完全預測,社會交往成本和賄賂成本約占企業非生產性成本支出“80%強”,一人大代表提案起草人透露。

  而溫州企業的外遷,除了資源短缺,土地緊張、產業過渡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區位投資環境不佳、政府服務不到位,比較優勢喪失”。

  據溫州企業界透露,溫州市一級即將設立招商局,人事安排都已經到位,對此溫州市編制辦表示,“一切以公開文件為準,目前還沒有這方面文件公開”。

  溫州整個產業布局規劃,也剛剛明朗,今后溫州將按照“一核三帶四區”來部署。一核,即經濟核心區:三產和科技含量比較高的產業;根據三個帶:溫州地形,西部和南北都是山區,綠色產品就是原則上不發展工業,沿海金色產業帶,工業為主,第三個產業帶,藍色產業帶,海洋產業。從功能上來區分,北部,西北部的生態旅游區,南邊輕工土產區,中間中部都市區,西部南部生態區。

  然而盡管改革在進行中,問題不是一天可以解決,在人才和資本的引進上,仍有房價上漲和有關單位之間效率不高的關鍵因素存在,這也許是這兩年來溫州務工的人數越來越少的原因之一,而這是溫州發展的重點所在。

  溫州的維新之路,看來還需假以時日。

  是改善投資環境,挽留企業和資本外遷的洪流,還是將逐漸長大的“魚”放到缸外去養?在這場資本之漁中,溫州選擇什么?

  溫州,資本之漁

  見習記者羅小軍 周揚 溫州報道

  正月初八,春節后上班的第一天,沈陽市市長陳政高帶著一個100多人的“拜年團”,千里迢迢趕到溫州,從溫州人手里拿到一個350億元意向資金的“大紅包”。

  近年來,溫州市資本外流、企業外遷、產業轉移的現像不斷出現,“并有較大規模的發展態勢”,這次對沈陽的350億元的大手筆也不過是溫州人投資的項目之一。

  “目前企業外遷和溫州資本外流不僅僅是大企業的‘孔雀東南飛’,連帶中小企業也‘麻雀東南飛’,一位政府官員如此形容溫州資本外流的趨勢,由于軟硬環境的差距,溫州外遷的企業越來越多。

  魚大了要到缸外去養

  其實,溫州資本外流和企業外遷已非一日。

  此前,據有關部門提供的材料顯示,從1998年開始企業外遷,到2001年為止,溫州累計在外投資1050億元,在外的溫州人總數已經達到154萬人。對此,溫州市計劃委員會副主任蔡永進說“資本外流主要是企業行為”,是“企業發展的需要”。

  因為“溫州人才短缺、信息相對匱乏,科技相對落后以及地理位置的偏僻”,“不適合大企業建立研發部門”,所以南存輝把正泰集團研發中心放在上海,利用上海科技、人才、信息等優勢和國際性大都市的強輻射力,建立國家級的技術研發中心、物流中心和信息中心。

  據統計,溫州專業技術人員不到10萬人,占全市總人口的1.26%,大大低于全省2.3%的平均水平,而且80%的科技人員分布在文教、衛生部門,企業科研開發人員“奇缺”,即使“引進”,也因為沒有“充電環境”難以留住“他們的心”。

  紅蜻蜓集團董事長錢金波說,“溫州的人才結構非常單一,在本地怎么會找到企業發展的各類人才?”而北京、上海的人才優勢非常明顯。無論是找職業經理人還是企業管理人才,“在溫州好像大海撈針一樣難。”

  正因如此,正泰集團、德力西公司、美特斯·邦威、報喜鳥西服等紛紛投資上海。“外遷是擴張發展的需要”,“靠近更大的市場,參與國際競爭”,溫州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馬津龍指出。

  溫州龍灣區的不銹鋼管件行業是溫州的新興優勢行業,年產量占國內市場70%,占國際市場的1/7。但由于土地供應不足,企業外遷至上海,江蘇、麗水等地。在溫州,由于土地緊缺“不可能一下子能給這么大的土地”,市政府官員表示,“土地等資源緊缺已經成為企業壯大的硬約束”。

  目前,溫州外遷企業僅有名有姓的就已達1000多家,其中不乏一些較大規模的企業,整體外遷的企業就有250家,預計資本外流在100億以上。

  “客觀上看,企業、資本,產業在區域間流動是經濟發展的必然”,溫州市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研究員姜新洪認為,內陸地區和西部開發城市更是積極開放,面向沿海城市擴大招商引資。如四川的一些城市,就公開亮出“引溫州資本、承溫州產業、興地方經濟”的招商引資廣告。

  “為何不把魚缸做大”

  莊吉集團董事長鄭元忠目睹溫州企業外遷,曾建議溫州市領導采取措施挽留,為企業改善現有的軟硬環境,“魚大了,缸養不下了,就讓魚到缸外去養。”市領導如此答復。

  “政府服務不到位”,一位政協代表這樣描述一些企業外遷的原因。“辦事手續繁瑣、效率低下、政令不暢,失信于民”,而“部門之間為了各自利益,在執法中不作為”,甚至“亂作為的現象時有發生”。

  從前溫州的審批手續繁瑣,僅征地就要蓋上百個印。企業審批一個項目,要收取墻體改革費、散裝水泥費、白蟻防治費、城建配套費等等。各種“執法”檢查,即使是遵紀守法的企業也心有余悸。

  一企業主對記者描述了自己的煩惱,“有的部門檢查名目繁多,還非得‘一把手’出面接待”,否則“下次檢查就格外‘關照’”,而且“逢查必罰,非得你找熟人,買面子”,“我們惹不起,躲得起”。

  此外,由于土地短缺,生產用地供不應求,“炒地皮”隨之出現,而“個別領導批條子甚至有的公務員參與炒作”,更有企業“通過關系,圈地零賣零租”,導致“真正要土地求發展的反而沒有土地”。

  市委政研室以溫州樂清市作為分析樣本,統計了各種外遷原因所占的比例,“在近來外遷的85家企業中,屬自身發展需要的21家,占24.7%;屬用地制約外遷的21家,占24.7%;屬人為原因造成的“軟環境”影響的43家,占50.6%。

  外流新趨勢

  為人們熟知的溫州低壓電器行業的巨頭企業正泰、德力西、天正已紛紛搶灘上海,建立生產基地。不僅一批成長型企業的外遷,而且一些發展型的企業也開始背井離鄉。

  溫州企業在區域外的投資行為近年來日益高漲:其資金數量之多,投資行為之眾,形成溫州資本的新一輪外溢的“井噴”行情。

  近年來,溫州市企業外遷呈現出新的發展動向:由單一的個別企業外遷向區域部分群體企業外遷變化;由單一的企業外遷逐步向企業、資本、產業的組合式外流轉變變化;由傳統制造業的一般性轉移逐步向新興行業、優勢行業轉移的變化。甚至出現整個產業轉移的“勝利大逃亡”現象。

  如前幾年的溫州燈具業外遷廣東;家具行業的幾家龍頭企業移師上海、東莞,今年合成革行業的20多家發展型企業和相互配套的革基布行業的20家企業外遷麗水經濟技術開發區;塑料編織行業的45家企業聯手轉移西部,投資6億元建立塑料編織產業園。龍灣的不銹鋼管件行業是溫州的新興優勢行業,年產量占國內市場70%,占國際市場的1/7。但由于土地供應不足,企業外遷至上海、江蘇、麗水等地。

  種種跡象表明,大量企業外遷、資本外流,特別是相當一部分屬于制造業的企業外遷和轉移已經造成了溫州市經濟發展的困境,自今年以來的工業經濟發展速度放慢,產業結構調整乏力,第二產業增加值增長率低,工業企業“三角債”現象的重現充分說明了問題的嚴重性。長此下去,勢必造成制造業投入不足,同時也可能讓溫州變成一個消費城市。

  “產業空心化”成為溫州市領導常掛在嘴邊的擔憂。有政府官員指出“一個地區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引起生產成本提高,企業為追求利潤最大化而向成本相對較低的地方轉移是正常現象。”這實際上是一個經濟結構變化的問題,“政府應該做的是改善投資軟環境,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氛圍而已。”但大禹治水有堵或疏的選擇,溫州也可以嗎?

  行業商會在煩惱中成長

  見習記者周揚 溫州報道

  剛剛松了一口氣的葉子建,現在又要鉚足了勁應付下一個難題。

  印度商工部針對溫州眼鏡行業的反傾銷訴訟在2月初才結案,溫州企業雖然贏得官司,但阿根廷方面的反傾銷訴訟接踵而至。身為溫州眼鏡商會會長的葉子建說,“商會這根弦現在越繃越緊。”

  阿根廷經濟生產部發布的立案公告聲稱,將對原產于中國的太陽鏡、變色鏡、鏡框等開始反傾銷調查。溫州涉案企業共27家,涉案金額68萬多美元。

  對各行業面臨的國際貿易壁壘,溫州人早已司空見慣,真正揪心的是各個行業商會、協會的頭腦們。銅鎖、家具、打火機、紡織品、眼鏡紛紛身陷訴訟。“溫州貨因為低技術含量在WTO以后難逃此劫,”葉子建說,“行業商會在這個時候只有挺身而出。”

  行業商會生而逢時

  “協調行業自律、聚合表達行業利益、解決國際貿易爭端——在政府難有作為的領域里,行業商會的作用越來越突出。”溫州市工商聯調研處處長趙文冕說。

  “十六屆三中全會的報告提得很明白,‘要按市場化原則規范和發展各類行業協會、商會的自律性組織。’”趙文冕向記者強調,“在溫州模式的未來,行業商會將是一股很重要的提升力量。”

  “推廣國際貿易法規、聘請律師應訴、引導眼鏡企業規避反傾銷風險——這些都是我們眼鏡商會來做。”葉子建告訴記者,“很多企業老板生意做得很大,但這方面卻一竅不通。”

  溫州同行企業間互相掐架時有發生,工商聯調研處的趙文冕在調查中深有體會:甌海瞿溪的牛皮市場,由于沒有鑒定皮張質量的權威機構,導致企業發生經濟糾紛時往往各執一詞,有時連法院也難辨是非。但甌海皮革商會“內行人管行內事”,利用行家里手的優勢協調購銷和生產環節的經濟糾紛,連法院也慕名聘請該商會的兩個副會長擔任經濟陪審員。

  “在維護行業權益方面,商會也成了不少企業的護身符。”

  “而服務企業、拓展市場是溫州行業商會區別于其他省市的獨特優勢。”溫州市總商會工會主席朱德義舉例說,溫州服裝商會在1999年率領本地企業,代表中國男裝赴巴黎參加中華服飾文化展演,為溫州服裝打開國際市場之門奠定基石。

  對于企業家來說,成為行業商會的會長不僅僅是榮譽,同樣也是一份政治資本和一條擴大企業影響力的便捷之途。“在老總們的眾多頭銜里,名片上的第一頭銜由董事長變成了某協會會長,就是個很好的佐證。”葉子建說。

  溫州行業商會中發生的許多故事,為溫州模式的遞進提供了另一個注腳。市工商聯提供的數據顯示,到2003年8月,溫州市共有各類行業商會協會163家,其中市本級92家,各縣市、區71家,同業商會數量居全國之首。

  行業協會成長之礙

  成就雖然耀眼,但“必須看到,溫州部分行業協會的體制問題已經相當嚴峻。不理順這個問題,對于商會成長乃至行業發展都是嚴重阻礙”。溫州總商會的朱德義分析道。

  “工商業聯合會(總商會)作為大部分行業商會的主管單位至今沒有名分。”溫州工商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商會成立要到民政部門登記,還要經貿委批準,然后才可以委托工商聯行使職責。”

  “這兜了很多圈子。想成立商會的行業,希望接受總商會的管理,卻因為這層手續而不得不成為政府的附庸。”據這位工作人員介紹,溫州市經貿委下屬的行業協會帶有濃重的行政色彩,會長、副會長一般由退休或在職的經貿委官員擔任。“這樣的‘娘家’,讓不少行業協會變成了二政府。”

  而在許多職能方面,“政府往往不愿放權給行業商會,甚至因為自身的利益驅動,干擾部分行業的正常發展。”

  葉子建常常在政府部門和企業間調停矛盾,“企業界常講,有些政府部門是先把豬養肥了,然后開始殺豬——企業早期發展時不聞不問,等到規模大了,你的麻煩就來了。”

  在工商局下屬的私營企業協會和個體勞動者協會,“登記時近乎強行要求入會并繳納會費,否則在年檢和其他方面你就沒日子過。”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板說。

  而對于真正屬于民間中介組織的行業協會“收取會費方面,物價部門應不加干涉”。記者獲得的一份溫州市政協調研報告(溫政協【2002】9號)建議,“收取會費不是行政性收費,也不是商品交易行為。會費是會員企業自愿提供的資助款。”

  這份政協調研報告指出,“對原來由政府部門組建,帶有濃厚計劃經濟色彩的官辦或者半官辦的行業協會,要加大改革力度,實現政會分開、政群分工,徹底改變協會的官辦色彩。”

  據溫州總商會的統計,目前該市民間社團領導職務由黨政機關領導干部兼任的達488人次,在職公務人員擔任了近一半協會的秘書長職務。“這部分協會偏重承擔政府職能,并不能真正反映企業的問題和要求。”溫州總商會的朱德義說。

  然而,在2月5日召開的溫州市民間組織管理工作領導小組會議上,一則消息令不少行業商會振奮不已: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不得再兼任行業協會的領導職務,已擔任的要于2004年底前逐步退出。推進政會分開,讓民間組織真正姓“民”。

  服裝商會打造“品牌溫州”

  溫州民間自治方面頗具代表性的服裝商會,在扶持產業發展、促進商會自身創新方面的改革已悄然先行。

  在擔任服裝商會副秘書長之前,鄭旭峰在鞋革行業協會任職。前者歸工商聯管理,后者是經貿委下屬。因為民間中介和政府附庸的區別給鄭帶來了截然不同的感受。

  相比之下,服裝商會完全由企業家自發組織,大部分經費依靠企業捐贈,2003年,服裝商會年度節余67萬多元。

  “幾乎所有人都把商會比成橋梁、平臺什么的,但這個平臺究竟該怎么樣卻少有人描述。”服裝商會會長、莊吉集團董事長陳敏說,“應當是一句古詩——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

  鄭旭峰向記者介紹,最近商會在醞釀幾個大項目,這其中包括面對整個溫州服裝行業的設計技術研發中心。

  “中小服裝企業的技術力量薄弱,在設計研發方面資金投入不足,商會出面搭建一個公共的技術平臺,進行服裝設計、提供樣板,然后賣給中小企業。”鄭對于設計技術研發中心的成立躊躇滿志,“溫州面臨技術水平低下的問題光是靠企業自身是難以解決的,商會的作用現在有了突破。”

  而溫州民企普遍面臨的職業人才短缺在服裝業同樣十分嚴重。2月7日,服裝商會正式籌建技術培訓學校,由市服裝商會與溫州民進高級職業中學聯合創辦,在全國范圍內聯合開展人員培訓,積極引進內地勞動力,經過專業技能培訓后向企業輸出。“這些舉措不光在溫州,甚至在全國的行業商會中都是首例。”

  在外資明顯短腿的溫州,服裝生產是少有的嫁接外資的行業。意大利的杰尼亞選擇了溫州夏夢,意大利的瑪佐托選擇了溫州報喜鳥。

  到截稿時止,記者獲悉溫州的鞋業和服裝業,將于今年4月21-23日聯手舉辦展會,同臺打造“品牌溫州”,兩個商會的跨行業品牌合作又開溫州之先河。

  “或許這些就是溫州商會革命的先兆,也可能是溫州模式組織創新的樣本路徑。”鄭旭峰說。

  溫州需要什么

  訪杭州商學院副院長張仁壽、溫州市委黨校理論研究室主任朱康對 見習記者陳華 溫州報道

  先發優勢與后發優勢

  張仁壽:去年,溫州經濟發展速度開始落后于浙江省內其他一些地區,從而引起了媒體和一些學者的廣泛關注和評論。但是,經濟發展速度是由一系列經濟體制和結構因素共同決定的,應該全面的看待。

  如果比較分析浙江省11個地級市的經濟發展條件,在長三角經濟的迅猛崛起背景下,地處杭州灣兩岸的杭州、嘉興、湖州、寧波、紹興、舟山等六市的區位條件遠優于溫州,浙中的金華市有義烏市場的強勁帶動,與溫州相鄰的臺州市在產業結構和引進外資等方面要優于溫州,因此它們的經濟發展速度很可能都會快于溫州;而衢州市、麗水市一方面由于GDP基數小,另一方面由于要素價格低而引來產業轉移和財政轉移支付力度的加大等“后發優勢”,其發展速度也有可能不會慢于溫州。所以,在浙江區域經濟發展競爭中,目前出現的溫州經濟發展速度慢于其他一些地區可能只是一個先兆。就是說,它預示著在未來一段時期內,溫州經濟增長速度很可能會居于浙江省后列的位置。不過,我們不能以GDP增速論英雄,這樣就把復雜的問題簡單化了。

  深層次的制度創新

  朱康對:從當地政府的公共權力和私有經濟的關系來看,總體上看歷屆溫州基本上是體諒企業難處,鼓勵私有經濟發展的。盡管也不乏官商勾結的案例,但是由于溫州的經濟結構是以千家萬戶的中小企業為主,各個利益主體互相制衡,反而使得當地政府只能站在公正的立場上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

  進入1990年代以后,溫州在總體上看在制度方面的創新似乎大為減少。這可能是因為到了經濟體制轉軌初步完成的今天,淺層次上的制度創新空間已經越來越少,深層次的制度創新必然涉及各方面的問題,而這又不是基層官員力所能及的。

  所謂的溫州資本外流,特別是資金流向炒房,主要是因為全國的市場結構上存在很大的缺陷,而溫州人發現了這個缺陷,經濟日報曾報道過第一大盈利行業就是房地產業。溫州人到外地投資猶如中國社科院馮興元所講的溫州模式是“哈耶克擴展秩序模式”或“哈耶克自發秩序模式”,而這正是溫州模式向全國的擴張。

  溫州的GDP落后于省內,但溫州的經濟增長與全國不一樣,其他地區是依靠外延的數量擴張取得的增長速度,短期內能有快速的提高,而溫州是依靠內涵增長取得的,不可能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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