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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向朱镕基總理寫信反映“三農”問題而廣為人知的李昌平先生，把他在農村從事基層領導工作所體會、觀察到的問題，概括為“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一時成為概括“三農”問題最經典的名言。在這三個概括中，對農業是否危險或許還存有一定的爭論，但農民真苦、農村真窮，卻是普遍公認的事實。以至于從朱镕基總理到溫家寶總理，都曾在不同場合多次強調，如何增加農民收入，是他們最關心也最憂心的問題。
昨天，新華社編發了于2003年12月31日作出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2004年一號文件，以下簡稱一號文件)，再次就農民增收、農業發展問題，提出了若干指導性意見，“三農”問題再次成為全黨、全國工作的重中之重，農民的增收、農業的發展，也再次獲得新的機遇。
不過也應該清醒地看到，“一號文件”只是一份綱領性的文件，文件精神的真正落實、“三農”問題的真正解決，不但需要細致、扎實、艱苦的工作，也需要更廣泛的參與和支持。
從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連續五年以五個一號文件，強力肯定、推動了農村和農業的改革，形成了農業持續發展、農民普遍增收、農村充滿活力的大好局面。在這個過程中，五個一號文件固然發揮了極其重要的指導、動員作用，但更重要的作用，還在于其順應了社會發展的大勢，為農業改革發展破除了體制和制度上的障礙，使農民、農村所蘊涵、壓抑多年的活力、動力、潛力噴薄而出，勢不可擋。
時至今日，“三農”問題再次陷入困局，其原因也不在于中央少發了一號文件，而是中國社會發展至今，一系列新的情況構成對農業發展、農民增收的新的約束條件，甚至形成新的體制和制度障礙。在這種情況下，尋求“三農”問題新的解決之道，實際上就意味著一場農業變革和更廣泛的社會變革。
新的一號文件直接以“促進農民增加收入”為標題和核心內容，并從五個方面提出了具體指導意見。其中既有挖掘農業、農村內部潛力的措施，也有加大對農業生產和農村發展的扶持力度、搞活農產品流通，及鼓勵、幫助農民進城務工等多項措施。而后一類措施的落實和實現，不但與中國社會的整體發展互為因果，而且必然與城市居民之間產生各種直接或間接的利益關系。比如不管是加大對農業生產和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財政支持力度，還是放開農產品價格，都必然意味著城市與鄉村、農業與非農業人口之間的利益調整。盡管這不一定就意味著形成非農對農業、城市對鄉村的“反哺”，但在縮小城鄉差距的過程中，不能再一廂情愿地完全指望農村對城市的追趕，卻是一定的。在這個利益關系的調整過程中，既需要黨和政府的決心、勇氣、智慧，也需要包括城里人———可能尤其是城里人———在內的每個人的理解、支持，甚至某種犧牲。
張天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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