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斯蒂格利茨，1943年2月出生在美國印第安那州，獲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學位。1993年到1999年期間，斯蒂格利茨曾先后擔任克林頓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的顧問和主席，以及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

　　斯蒂格利茨的研究幾乎遍及現代經濟學的所有領域并做出了重大貢獻。其所著《經濟學》被人們稱為第四本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西方經濟學教科書。

　　2001年10月，斯蒂格利茨與另外兩名美國經濟學家一起，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獎詞中稱他們的學術成果“揭示了當代信息經濟的核心”。

　　水均益：最近人民幣是個非常熱的話題，很多來自美國、歐盟和日本的人士都要求人民幣升值，您對這個問題怎么看？

　　斯蒂格利茨：首先，我們應該注意到很多來自美方的壓力是美國的一種企圖，那就是為了轉移對布什政府失敗的經濟政策的譴責而強加于中國。現在美國有很大的財政赤字，財政赤字的出現意味著政府的開銷大大多于收入，相應的還有一個貿易赤字，這兩項赤字被稱為“雙胞胎赤字”。只要出現貿易赤字就肯定成為我們談論的話題，也就是我們對中國不滿的原因。

　　水均益：為什么對中國？

　　斯蒂格利茨：因為中國是最為凸顯的國家。這一情況與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的情況極為相似，我們當時指責的是日本，現在換成了中國，但問題的實質不在中國，就像當年也不是日本的錯一樣，問題在于美國的財政政策。我們必須從中國的整體貿易地位來看，中國的順差并不多，只占預期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一，這并不是對匯率估價過低的標志。我還記得在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我是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當時美國的財政部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發表的看法與他們今天所表現的態度是截然相反的，他們當時對中國說，人民幣不要浮動，要讓人民幣穩定。

　　斯蒂格利茨：匯率的波動對中國經濟沒有好處。如果中國真的讓人民幣升值的話，很有可能引發通貨緊縮。中國過去這些年一直著力于解決通貨緊縮問題，這一問題仍將長期存在，所以我覺得現階段人民幣升值不符合中國經濟的利益。

　　水均益：但是對普通的中國大眾來說，這并不一定是一件壞事，因為如果人民幣升值的話，你可以用更少的人民幣兌換更多的美元，這樣的話中國游客去美國就可以買更多的東西。

　　斯蒂格利茨：升值的另外一個影響，就是更難創造新的就業機會，相對于游客在出國旅游時得點實惠，和讓中國的經濟繼續強勁增長，每年為新增的勞動力創造數以百萬的就業機會相比，這兩者孰輕孰重呢？所以答案非常簡單，增長和創造就業機會更重要。

　　水均益：所以說如果讓你給中國政府提建議的話，這就是您的回答？

　　斯蒂格利茨：我的回答是應該關注經濟增長，創造就業機會和保持穩定，而這正是中國政府一直在做的事情，所有的跡象都表明，現在還沒有到非做調整不可的地步。當然，如果匯率變得特別不適應時，它同樣也是一個問題。所以說匯率也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當匯率很不相稱時也會出現問題，但中國現在的情況并不是這樣。

　　很多美國人逛超市看見中國產品，也許會在一瞬間有正是這些東西使我失去了工作的想法，但是他們還是會把這些東西放進自己的購物籃里。

　　水均益：是不是很多美國人逛超市看見中國產的T恤或者玩具，他們拿起來說就是這些東西使我失掉了我的工作。

　　斯蒂格利茨：并不是很多人會說這樣的話，他們也許會在一瞬間有這樣的想法，但是他們接下來會怎么做呢？他們還是會把這些東西放進自己的購物籃里。為什么？因為中國的產品質優價廉。否則美國就不會從中國進口高達數百億美元的商品。美國人覺得我們喜歡中國的產品，我們愿意從中國買它。

　　水均益：這也是為什么制造業和金融業對人民幣升值看法不一的原因了，制造業和一些工業強烈呼吁人民幣升值，而一些金融行業卻反對這種做法，因為這樣會減少到中國做生意的機會。

　　斯蒂格利茨：確實是這樣。中國現在已經成了一個經濟大國，正在學會如何生產低成本、高質量、高科技的產品，同時中國還有訓練有素的勞動力。我曾經開玩笑說，美國鼓勵自由貿易，可是他們覺得貿易是好的，但是進口不怎么好。對自由貿易的概念是說得多做得少。美國也開始認識到，在制造業方面并不具備相對優勢，而恰恰中國在這方面有相對優勢。有一種觀點美國人很難適應，他們以為自己在各個方面都勝人一籌，但是貿易的原則不是說你在某個方面領先就行，而是要具有相對優勢，做得比別人好，所以說你進口的東西相對而言是你不擅長的東西，而出口的是你相對擅長的東西。中國的相對優勢在于制造業，而美國的優勢在于高科技產業、電腦制造業，所以說美國應該認清這個事實，習慣這種事實，應該從無法與中國競爭的行業中撤出來，甚至從汽車制造業中撤出來，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調整。

　　水均益：現在讓我引用一下《紐約時報》的一段話，美國之所以呼吁人民幣升值，其實是在尋找一個替罪羊，來轉移人們對經濟管理不當的指責，所以美國把中國匯率說成一個靶子來爭取西部大量工人的選票，目的在于即將到來的2004年的美國大選。

　　斯蒂格利茨：非常正確，我覺得《紐約時報》說得很對，中國確實充當了一個替罪羊。

　　要是我對現階段中國的經濟有什么憂慮的話，那就是兩點，第一是中國創造新就業機會的能力。第二就是如何解決地區差異的問題。

　　水均益：您對中國經濟發展最擔心的一點是什么？

　　斯蒂格利茨：要是我對現階段中國的經濟有什么憂慮的話，那就是兩點，第一是中國創造新就業機會的能力，它能否吸收新增加的勞動人口：從農村釋放出來的就業人口和解散國有企業所釋放出來的就業人口。第二就是如何解決地區差異的問題，東南部沿海地區和西北部欠發達地區間差異的問題，要注意到我剛才提的第一點和大部分論調是相反的。今天很多人都在說經濟的過熱問題，而他們提出的解決方案就是要通過抑制經濟增長來解決經濟過熱的問題，而抑制經濟增長就意味著減少就業機會。

　　水均益：那您認為為什么現在很多人說經濟發展過熱呢？

　　斯蒂格利茨：我覺得這跟當時美國人的思維定勢是差不多的，他們就是不理解經濟其實是能朝更好的方面發展，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人們擔心會發生通貨膨脹。如果經濟發展過熱的話，就會引發通貨膨脹，嚴重的通貨膨脹確實會引發問題。但是中國和美國近幾年來都不會遇到通貨膨脹的問題，相反中國面臨的問題是通貨緊縮。而所有的證據都表明，起碼是在美國，如果正在通貨膨脹的話，要抑制經濟發展的勢頭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不會引發任何災難性的后果。所以應該采取一種謹慎的樂觀態度，讓經濟保持發展，然后看它到底會引發什么樣的問題。如果沒什么問題的話，讓它繼續增長；如果通貨膨脹引發了一些問題的話，你再著手抑制經濟的發展。在中國的一些地方存在著非常嚴重的失業問題，不可能在經濟過熱的情況下存在失業問題。如果你仔細看一看統計數據，你會發現現在根本不存在所謂經濟過熱的問題。

　　全球化問題的關鍵在于游戲的規則是發達工業國家制定的。

　　歐洲的每只母牛平均每天有兩美元的津貼，而世界上有40億人，每人每天的收入還不到兩美元，換句話說就是在歐洲當一只母牛也比在發展中國家當一個人要過得好。

　　水均益：我知道您是全球化的一個公開的批評者，對全球化很多問題始終關注。

　　斯蒂格利茨：我是支持全球化的，我的確認為全球化可以是一個強勁的、積極的力量。中國的發展甚至亞太經濟的發展都得益于全球化，有更多進入國際的機會，也有更多機會接觸國際最新技術。但是人們對待全球化的方式上，并沒有使發展中國家從中收益頗豐，很多地方因此受到嚴重的打擊。

　　我在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時候，我們所關注的就是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減少貧富差距，讓更多的人可以分享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在世界的大部分地方，這個計劃都失敗了，貧困仍在蔓延，歐洲的每只母牛平均每天有兩美元的津貼，而世界上有40億人每天的收入還不到兩美元，換句話說就是在歐洲當一只母牛也比在發展中國家當一個人要過得好，這是不對的。

　　水均益：那么全球化的根本問題在哪里？

　　斯蒂格利茨：問題的關鍵在于游戲的規則是發達工業國家制定的，每次說到全球化經濟的時候，都會提到游戲的規則，問題是誰制定這些游戲的規則，發達工業國家正是按照他們的利益來制定這些規則的，更清楚地說也不是為了普通美國大眾的利益，而是為了確保金融寡頭的利益。在上次烏拉圭的WTO談判中，我們談論的是知識產權的問題，知識產權就意味著世界上最窮的國家里最窮的人不能得到最先進的救命的藥品，比如治療艾滋病的藥，如果在美國買可能得花上一萬美元，但是如果說在南非或者是巴西制造這種藥的話成本會非常低。在上次烏拉圭談判中取得的會談成果之一就是剝奪人們獲得這些廉價醫藥的權利，你覺得如果大部分美國人有決定權的話，會同意這種結果嗎？當然不會了，大部分美國人會對這種對待發展中國家的行為感到憤怒。但是我們的聲音是不會被別人聽到的，真正的幕后操縱者是美國的制藥商和美國的娛樂商。我們的貿易代表只聽他們的話，其結果就出現了這個非常不公平的貿易協定。

　　水均益：但是我們該做什么呢？

　　斯蒂格利茨：我剛才這么說的意思是中國有機會在公平原則的基礎上和美國進行討論。中國可以對美國說，我們向往的世界是有原則、有法制的。如果你認為全球化是好的，如果你相信一個公平貿易的體制，那么讓我們在全球實行一個統一的規則，不管這個產品是在國內還是國外生產的。

　　水均益：您這么看嗎？

　　斯蒂格利茨：我是這么認為的。在我看來這雖然有些理想主義的色彩，但是確實有其在現實中的必要性。我覺得有一個非常好的地方就是人們開始意識到不公平的存在，不僅是在美國，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人們也意識到這一點。很多美國人都致力于在一個公平原則的基礎上建設一個新體系。這是一個非常緩慢的過程，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就有所變化。但是我認為我們現在正在進入一個重新平衡的世界。我也要承認還是有很多人相信特權的存在，很多人會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大聲叫喊，所以肯定會有一場爭斗。但是除了應戰以外沒有其他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