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爾穆特·施密特

　　自從近30年前我作為周恩來和毛澤東的朋友第一次訪問中國以來，我就一直將自己視為中國的朋友。這已經是我第15次訪問中國。但人們可能會問，我的其他身份是什么？我不是銀行家，更不是金融產品和金融市場創新的專家。我只是一個年長的政治家，曾當過財政部長。但那是30多年前的事了。今天我只是一個具有一些國際經驗的私人身份的經濟學家， 僅此而已。

　　不過，我就任德國財長時的情況也許會引起人們的興趣。那時我們的貨幣德國馬克與美元掛鉤。越戰導致美國金融狀況惡化和美元趨弱，因此美國向我們施加了強大的政治壓力，要求馬克與美元脫鉤并且匯率上浮。這一壓力引起國際和德國國內的廣泛爭論，德國內閣也出現了意見分歧。我的前任是位很能干的財政部長，他篤信市場的作用，愿意對美國的壓力作出回應。但內閣其他成員、包括我自己，則更為固執。于是他辭職了，而我被調任財長。

　　那時，我確信，從長期看，德國必須改變匯率體制。因為如果我們為了保持馬克與美元的匯率每天干預外匯市場，買入美元，賣出馬克，德國中央銀行的美元紙幣就會越來越多，這從長期看在經濟上不合算。另外，馬克幣值低估導致德國貿易順差不斷增加，這從長期看也不合算。因此，我知道，我們確實必須改變政策。

　　但我們不愿意在美國的壓力之下進行這種改變，也不愿意徹底改變德國的匯率體制，尤其是不愿在一夜之間就改變。相反，我們想慢慢來，一步一步地改變，并且與歐洲的鄰國和重要的貿易伙伴協同進行。這一態度促成了歐洲貨幣體系和歐洲單一貨幣單位(僅用于記賬)的誕生。歐洲貨幣體系不斷得到改進和完善，最終產生了統一貨幣歐元和統一的歐洲中央銀行體系。

　　今天，12個歐洲國家有了惟一的法定貨幣，以及相互完全開放的人員、商品、服務以及資本和貨幣市場。

　　歐元作為一種交易貨幣，其國際地位遠非以前的法國法郎、德國馬克、意大利里拉、西班牙比塞塔或荷蘭盾可比。另外，無論歐洲聯盟今后將發生什么樣的政治演變，共同市場和單一貨幣歐元都將維持下去。因為保持足夠強大的貨幣，不受倉促行動的影響，也不受私人銀行、投資公司、機構投資者的操縱，這符合每個成員國的利益。

　　在我看來，以下幾點對中國實際情況和未來發展顯然有一些借鑒意義：

　　第一，一步完成匯率體制轉變，從政治上、心理上和經濟上來講，都是不可取的；

　　第二，一國不應在外國壓力之下進行這種轉變；

　　第三，人民幣未來的國際地位將遠遠高于過去歐洲任何一國貨幣，因此，中國無需與鄰國結成貨幣聯盟；

　　第四，多年來大量積累貿易盈余不符合本國利益，因為這無異于為別人生產、加工和辛勞，讓別人占盡好處，而得到的回報只是"欠條"(我并非低估外匯儲備的作用。外匯儲備可以使一國在需要時有回旋的余地，但巨額外匯儲備既不利于經濟結構調整也不利于減少失業)；

　　第五，考慮到這些經驗，我們就可以理解，在美元長期趨弱的情況下，中國當前的匯率體制可能需要進行一些調整，但調整應是漸進的。

　　20世紀90年代的東南亞貨幣危機和銀行體系崩潰說明，對外國短期資本普遍開放，可能會帶來不必要的風險，受投機情緒和心理波動的影響，短期金融投資很容易撤走。因此，應當非常謹慎地推進這一過程。例如，在允許"合格機構投資者"進入的同時要制定限制其立即撤走的措施。

　　展望未來30年，我設想在全球將存在三種主要貨幣--美元、歐元和中國的人民幣。當然日元也將繼續發揮國際作用，英鎊、瑞士法郎和其他一些貨幣也是如此。但到2030年之后，全球金融體系的穩定將主要取決于美聯儲、中國人民銀行和歐洲中央銀行，以及這三家機構和三個主要監管當局的合作。實際上，我確實認為，在貨幣和金融市場上，將出現三足鼎立的新格局。

　　也許有人認為這一期望太過樂觀。也許還有人會說，我們面前有無數個"但是"，會有這樣那樣的問題或者危機需要解決。我必須承認，盡管中國已是世界第五大出口國，但它仍是一個國內存在諸多結構問題的發展中國家；我必須承認，盡管美國的年資本流入凈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5%(相當于每天15億美元！)，還會企圖單邊地支配全人類；我也必須承認，盡管歐盟已取得了幾個世紀以來人們都無法相信的成績，但距離一個具有統一政策和統一意志的聯盟還很遠。因此我必須承認，對我前面的預言，有一百個反對的理由可能都是站得住腳的。

　　盡管如此，還是有很多理由說明我的預言將會實現。

　　以中國為例，從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取得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經濟成就。高瞻遠矚、膽大心細的鄧小平并未在一夜之間實行開放和改革，而是選擇了向私營經濟、農業和市場轉軌的漸進過程。20多年來，中國的年實際經濟增長率達到了8%甚至更高。這一成就在20年前看是絕對不可能想像的，今天卻吸引了大量外商直接投資。經歷了四千多年連續不斷的文明進程，中國已經釋放出生命力，這個具有超過13億人口的國家的經濟狀況有了徹底的、實質性的改善。我相信，這種發展勢頭沒有理由不繼續下去。

　　當然，中國在前進的道路上會遇到失望和挫折，正如它在由中央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過程中曾經遇到的幾次一樣。人口的增長、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現代化，將在相當長時間里不可避免地帶來失業和收入差距擴大，引起對社會保障的需求上升。中國迫切需要

　　基礎設施的現代化，尤其是在農村地區以及西部和東北的省份。而這些，需要幾十年時間和大量的資金。在這一點上，所幸的是中國的個人儲蓄率很高。

　　金融機構的現代化正是諸多重大任務中的一個，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終究要放下向不盈利的國有企業提供長期信貸的沉重包袱。無論一家商業銀行的所有者是誰，它都應該自己決定發放貸款并對這些貸款負責。但是，只要有一家銀行被迫為不盈利的國有企業融資，它就會用從私人部門獲得的利潤彌補這部分赤字和損失，這可能成為產生通貨緊縮壓力的一個原因。當然，對老的國有企業進行重組固然是一項重大的任務，需要付出很多努力。但是幫助商業銀行處理虧損和不良貸款更是當務之急，這有助于使目前還很虛弱的商業銀行變得更具理性，從而使個人儲蓄投向更有盈利性的部門。

　　我知道，從2003年起一些大規模的計劃和變革正在醞釀中。我只想提一點，在過去的幾年，中國的財政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一直低于德國。考慮到中國的高個人儲蓄率，從長期看，中國的公共債務還是可以維持的。

　　從一個德國人的角度看，我認為中國是德國在歐洲以外最大的貿易和投資伙伴之一。但在貿易和金融領域之外，我們德國人還把中國看作全球的一個重要力量，一個世界大國。20年前，我曾經在這個城市(北京)作過演講。上星期，當重新讀那篇講稿時，我看到我當時的預言：到20世紀末世界將存在三個大國，即美國、中國和俄羅斯。今天這一預言已經實現。

　　作者簡介：赫爾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1918年生于德國漢堡。二戰結束后參加德國社民黨,1958年進入德國社民黨執委會,1968年至1984年任該黨副主席。1969年參加勃蘭特政府,歷任國防部長、財政和經濟部長等職,1974年接任聯邦總理。施密特任期內在反對恐怖主義,穩定國內經濟,建立歐洲經濟聯盟和謀求國際和解等政策上頗有建樹,贏得國民信任,1976和1980年兩次連任聯邦總理。1982年辭職后,一直從事國際政治和經濟問題研究。本文為施密特先生2003年12月4日在北京出席由中國銀行、歐洲貨幣、匯豐銀行聯合舉辦的"中國會議"時的演講稿。

　　王蓓林譯(責任編輯張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