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臨近中國最重要的傳統節日的時候，我們得到了一個非常好的消息。經過長達20多年的艱苦奮斗，中國的人均GDP(國內生產總值)終于在2003年達到了1000美元。在經濟學概念里這個數字非同凡響，它是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的階段性標志，它可以使人們對于未來產生更多的預期。

　　GDP衡量的是一個國家的經濟總量，人均GDP評價的是一個國家的富裕程度。人們根據 這個數字的變化來劃分經濟發展階段，也根據這個數字的大小來劃分國家間的差別。人們所說的發達國家比如美國、日本等國的人均GDP一般都在5000美元以上，多的達到40000多美元，而窮國指的就是人均GDP低于1000美元的國家。

　　2003年，中國的人均GDP超過了1000美元，這說明我們的國家真正進入了“脫貧”致富的階段，在新的階段里社會將會發生更多積極的變化，比如消費結構將向發展型、享受型升級；過去的奢侈品將轉化為居民的必需品；住房、轎車、電子通信等大宗消費品將出現爆發性增長；服務業也將會產生更大的發展等。雖然這尚不能改變我們仍是一個收入較低的發展中國家的事實，但和改革開放以前的幾百美元相比，還是令人欣慰。

　　不過，在這樣一個喜訊面前，我們仍要保持清醒的態度，必須弄清楚圍繞著它的一些現實。

　　首先，一個國家從一窮二白爭取到今天這樣一個結果，非常不易，但這并不意味它就一定會成為新的發展起點，以后就一定會有一個加速度的過程。的確，有很多國家在跨過這個門檻之后就進入了高速發展的階段，比如韓國、新加坡等，但是拉美很多國家的發展過程也同樣提供了不少“前車之鑒”，如果處理不好在這之后產生的新變化，經濟就會停滯不前，甚至還有倒退的可能。

　　第二，人均GDP和人均收入是兩回事。國家的經濟實力增強了，并不代表每一個國民的收入都必然會有所提高。GDP這個概念本身就有諸多局限，經常會使人產生一些似是而非的判斷。而“人均”的概念更容易將一些具體的現實掩蓋起來，比如地區的差別和領域的差別等。在農村，種糧的農民收入仍然較低，一些城市的下崗職工生活狀況仍亟待改善。這種發展的不平衡性，正是我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

　　在這兩個基本認識的前提之下，我們不僅需要用更長遠的眼光來面對未來，更要理性地面對眼前的變化。其中比較重要的一點就是不能把這個數字用作經濟領域的惟一參考指標，因為在它之后往往會有一個社會結構的劇烈變動，各種矛盾和沖突會進一步明顯也更加尖銳。

　　北京大學的經濟學家厲以寧先生最近談到了他對這件事的看法并且對未來的變化做了判斷，他說我們現在已經處在一個“關鍵性時刻”。

　　第一個變化是先前的比較競爭優勢有可能逐漸喪失。拉美國家的經驗就是這樣，人均1000美元后，原來的土地價格、勞動力價格以及便宜的生產要素都不復存在，優勢逐漸減弱，又沒有積累起可以充分用于下一階段競爭的自主知識產權，這時候，投向于制造業的外國資本就會向其他勞動成本更加低廉的國家轉移。

　　第二個變化是人民生活的要求更加多樣化。貧窮的時候只求溫飽，現在人們不僅要住宅、要汽車，而且在文化教育、醫療衛生、養老保健、環境保護以及生活質量等方面都會提出更高的要求。這就不單單是充足的財力可以解決的問題了，國家在財政稅收等公共事業的制度安排上要更加公開、公平，必須要維護社會正義。政府的職能和執政方式的轉變也就成為迫在眉睫的事了。

　　第三個變化就是利益沖突的尖銳化，有難可以同當，有福就不容易同享。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以后，人和人之間的差別就更明顯了，沖突性的利益集團的出現將不可避免。世界上許多國家在這個發展階段所出現的劇烈的社會動蕩就由此引發，所以，當下必須慎重小心地處理一切有關社會各方面協調發展的問題。

　　第四個方面就是人們對于政治參與的熱情會自然而然地升溫，國民對于政府的要求會越來越多，對于民主政治和基本人權的維護會越來越在意，要求政府廉政、政策透明、要求對公務員進行監督之類的事情肯定也會越來越多。

　　我們認為，上述可能的變化應當是一種善意的提醒。當我們回首從1970年代末期開始發端的改革的時候，我們每個人都應該為這個時代感到驕傲，畢竟，年均經濟增長率達到8%、人均收入增長6倍值得慶賀。但是現在，在人均GDP 1000美元這個數字面前，除了驕傲，如果再能居安思危或許對我們的未來更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