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月生 深圳報道

　　出資人易位

　　1月17日，為期四天的中國銀行2004年全國分行行長會議的最后一天。

　　此次會議的最重要背景，無疑是中行作為改革試點行之一，接受國務院的外匯注資，以及財政部允許中行、建行之前的所有者權益全部用于沖銷不良資產損失。中行廣東省分行某高管人員透露，早在去年10月，中行已確知國務院的注資動向；不過對于后者，他則大呼“絕對是出乎意料之外”。

　　該人士稱，在不良資產處理方面，原來廣泛討論的是繼剝離14000億元之后，四大行約17000億元的二次剝離。“當時的思路是，上市后政府賣掉股份，把現金拿回來抵消不良資產。”他說，這個方案的障礙是無法確定股份能賣多少錢，“后來中央放寬了折扣比例，我們就以為定下來了，注資和剝離，分兩手來運作”。

　　根據2002年年報，兩家試點銀行的所有者權益合計3268.96億元，全部抽出沖銷不良資產后，兩行的資產凈值為2004年1月6日由中國人民銀行注入的450億美元。一進一出之間，出資人的身份由財政部易位為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

　　近日，中國銀行行長肖鋼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透露，2003年12月30日，225億美元資本金已經到賬；去年年終決算時，中行將原來所有者權益余額2000多億元轉為專項準備，將逐步用于核銷歷史遺留的不良資產。

　　實際上，早在去年五六月間，中行已委托波士頓(企業)咨詢公司就其債務重組戰略和五年發展規劃擬寫可行性方案。10月開始，該行自行組成戰略研討組，又獨立擬寫另一套方案。此次全國分行行長會議的核心議題，就是對這兩套方案進行對比性評估，拿出基本框架，爭取于今年4月最終敲定中行的股改和發展方案。按照肖鋼的說法，中行將改制成中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并計劃于2005年整體上市。

　　財政退出對沖歷史成本

　　前述中行廣東省分行高管認為，財政部從國有銀行股權結構中退出，旨在抹去國有銀行1985年“撥改貸”以來的利稅提取超額化、信貸配置財政化之弊病。如果這一手法未來延伸到工行與農行，很可能成為解決銀行與財政之間長達18年的矛盾糾葛的最終方案，為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造徹底掃平道路。

　　與這一話題相關的言論亦曾為另一家國有商業銀行的行長所提及。在2002年的中國城市金融學會第三屆理事會上，該行長提出，國外銀行利潤通常指賬面利潤，而今天國有銀行達到賬面利潤之前，卻需要做巨額撥備和核銷，用來解決遺留問題。這個“遺留問題”，就是改革20年以來，社會經濟重大轉軌堆積在國有銀行身上的改革成本。

　　“一個國家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沒有個幾萬億沒辦法走過來。”這位行長認為，我國在財政預算中根本沒有預算國家轉軌所需要的成本，只能想盡辦法到處擠成本，中央和地方財政能擠的擠一點，老百姓下崗給他五千元錢，也就是個人承擔一點，然后銀行破產兼并再弄去一點，實在沒有辦法，就擠到潛在的不良資產里。

　　這位行長稱，這種強擠成本的運作邏輯，攤下了一大筆賬，實際上還是要付的，那就是躺在銀行賬上的不良資產。細化到操作層面，他用了“利潤稅收化”這一術語，就是說長期以來國有銀行賬面利潤不做計提，直接上交財政，財政作為國有銀行唯一股東的行政代理人，把錢全部分配掉，其結果是留下了不良資產。

　　非但如此，財政部門作為公共事務管理人，對銀行稅收也存在超分配嫌疑——在十屆人大一次會議上，招商銀行行長馬蔚華提出了這一觀點。

　　“中國商業銀行稅負之重，在全世界是最高的。”馬在一個私下場合如是說。他的算法是：33%的所得稅，加上8%的營業稅，如果把營業稅換算成所得稅的話，則銀行業總稅率高至67%左右；近三年營業稅每年降了1個百分點，但總稅率仍在50%～60%區間。

　　鑒于此，馬蔚華向大會提交了一個減輕商業銀行稅負的動議。他認為，稅率過高，是包括國有銀行在內的所有中國商業銀行不良資產增多的一個重要原因。

　　他分析說，銀行兩年以內的應收未收利息，前幾年均要計入損益，這使得征稅基數不合理擴大。銀行實際分的、交的都是信貸資金，利息收不回來，需要用信貸資金墊上，對國有銀行來講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另一個方面是準備金的提取。到目前為止，銀行稅前能夠提取的準備金只能是貸款總額的1%。招行為達到國際標準上市，按國際標準提取準備金，但是超過貸款總額1%的部分，尤其是特別撥備全都要納稅。這個負擔極其沉重，而且銀行提取的準備金還不能自主使用，要經稅務部門逐筆審批。

　　如果把政策性因素剔除，對國有銀行純市場性經營效果進行還原，情況怎樣呢？“我認為按照國際標準來看是不低下的。”前述國有銀行行長說。

　　以工行為例，2003年該行經營利潤621億元，用于提取撥備和消化包袱600億元，賬面利潤僅剩21億元，與5萬億資產相比，資產收益率僅萬分之四。但如果扣除消化歷史包袱的因素，資產收益率可還原到1%左右。現在國際上好的大銀行資產收益率一般是1%左右，小一點的銀行高一些，在1%～1.5%左右。

　　如何回歸企業經營本位？

　　結合中行、建行的股份制改革試點，一個可能的推論是：財政資本連同一大塊不良資產退出國有銀行，稅收再逐步走國際標準，將真正恢復國有商業銀行追逐利潤的自由之身？

　　然而，就在四大行設法突破10%以下不良資產率、8%以上資本充足率兩大難關之際，招商銀行常務副行長陳小憲卻另有觀點。

　　資料表明，亞洲金融危機之前，多數亞洲的銀行特別是新加坡銀行，不良資產率基本上都低于4%。大華銀行、新加坡發展銀行的水平在2%～3%。歐、美洲銀行更低，如美洲銀行僅在1%～2%之間。與此相對，各銀行資本充足率多在10%以上，很多還維持在15%左右水平。

　　“這說明不良資產率和資本充足率不是(唯一的)上市指標，也不是某一改革階段的問題。從根本上講是機制設計問題。”陳小憲說。

　　陳小憲認為，降低不良資產，有利于減少今后會計年度的撥備核銷，增加利潤，提高資產凈值，滿足巴塞爾協議資本充足要求，從而形成資本約束的內控環境，銀行公司治理結構也就生成了。這幾重關系是聯動的。

　　按照陳小憲的理解，國有銀行要還原其企業本質，關鍵是建立一套資本覆蓋風險的機制，形成以風險調整收益的經營本能，這實際上就是新巴塞爾協議“三大支柱”的內在要求。從目前四大行改制的具體運作看，基本體現了相應的機制構建趨向，“原因很簡單，只要你要在國際市場上融資、籌資，或接受國際評級機構評判，就必須搞風險覆蓋，把風險進行量化”。

　　國有銀行不良資產基本集中在BBB級以下企業。陳小憲稱，根據穆迪和標普的評定標準，BBB級企業其違約率大約在0.12%到0.16%之間。意思就是說這0.12%可能要違約了，其中再有一定比例要損失，這塊損失叫做預期損失。非預期損失則是超過這塊損失的損失部分，就用經濟資本來覆蓋。

　　“對非預期風險的覆蓋程度取決于決策者的風險偏好。”陳小憲說，“經濟資本擺得越多，越謹慎，那么盈利就要小一些，如果擺得少一點盈利就多一點，這就是盈利和風險的平衡點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