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程明霞 北京報道

　　“中國政府的許多政策變化都成為收購兼并市場的刺激因素”，摩根大通董事總經理兼亞太區并購部主管馬宏濤在2003年11月19日國資委舉辦的“并購重組國際高峰論壇”上說，“中國的電信業和民航業，都曾因政府的政策變化而導致交易額巨大的并購活動；設立專門處理不良貸款的資產經營公司也增加了很多交易機會；更值得關注的仍是國有企業的政策 改革。”

　　國家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作為中國國有企業有史以來最具集權性質的“管家”，在2003年行將結束之時接連發布一系列新信號和新政策，對國企股份化改造、對外合資、IPO和管理層收購等做出初步安排。這些新政策足以刺激那些饑渴的“國資收購者”對中國并購市場產生更大的聯想。數萬億國有資產的自由流動和配置機會，在2004年以及未來更長的時間里能夠釋放出多大的能量？而各方利益博弈之中，企業自身的命運將被帶入何種前景？

　　國資新政

　　“改革的領導者已認識到，要搞好、搞活所有國有企業既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7月初在全國政協會議上說，這代表了很多專家的一致意見。

　　實際上自2002年十六大之后，實現國有資本“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將國有資本集中在幾個重點領域，退出其他經營性市場交由非國有經濟去經營，已成為政府改革國企的新目標。目標的具體執行者也從之前的“九龍”(9家政府機構)集中在了國資委的“一龍”身上。

　　2003年年初國資委的成立，被視為“國資改革元年”的符號。

　　但在過去的大半年中，國資委受到多方質疑。當地方政府發起“國退民進”的售賣高潮時，中央國資委卻專心致志于清產核資、全球招聘、考核企業業績以及對企業資產、人事、經營事務方面的親歷親為，被外界解讀為“不退反進”甚至“越位”。

　　吳敬璉認為國資改革應該貫徹十六大方針，以退為主，而國資委成立后的實際情況是，中央退出政策不積極，還在強調“壯大”；地方政府退出太快，卻因為沒有國資委相關條例的約束而產生了很多問題。

　　百富勤中國公司陳興動說，國資委始成立時，對國際投行震動很大。但他們交流后的共識是：中央政府的國企改革思路與地方政府不同，前者還在強調壯大，投行應暫時保持觀望。

　　國家國資委在其11月底召開的“并購重組國際高峰論壇”上，遍邀國內外大型企業、投資銀行、中介機構以及專家學者，以主動且明確的姿態宣布了“中央企業退出”的決心：“我們歡迎外國資本和中國民營資本參與中國國有企業的改組、重組，推動中國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調整。我們相信，參與并購重組的各方，從投資者到中介機構，一定會從中獲得相應的收益。”

　　國資委副主任黃淑和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國資委要借此論壇向各方發出一個信號——國有資產就要開始大規模的戰略性調整，因為“從中國經濟發展的需要來看，我們現在的經濟布局、產業結構都不夠合理，急需調整，否則可能導致我國的經濟增長沒有后勁。而并購重組有利于產業結構和經濟布局的調整”。

　　國內專家認為，這是國資委在十六屆三中全會后工作思路的一個重大調整。政府希望借助跨國并購繼續保持外商投資的高增長，以出讓國有股權來彌補社保養老方面的資金缺口、支付改革成本。

　　2003年12月15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的國資委《關于規范國有企業改制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該文件對于企業改制、出售過程各個環節的詳細規定，被認為是中央政府規范并推動國企改革的重要舉措。

　　“措施的及時、清晰、到位，是歷年類似政策中少有的，體現了國資委的專業化水準。”全球并購研究中心的竇丁認為。國資委11月底的“并購重組國際高峰論壇”和12月中旬的《意見》，是2003年中國國有企業改革和產業重組中最具意義的兩件大事，必將促成2004年中國并購市場的結構性變化。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副所長張文魁亦認為，《意見》中的“定價”規定會加快未來國企改革的速度，“《意見》對國有股權定價問題和MBO問題的第一次明確規定，應該給地方政府減輕壓力。有些地方官員在交易中害怕承擔‘低估賤賣’、‘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的責任，不敢放手按市場價格來選擇買家，造成很多交易談不成，以后的交易就比較好談了”。

　　國退誰進？

　　國資委的年底新政改變了“國資收購者”的等待態度，民營企業家又坐在一起，開始對收購國資發出熱情洋溢的觀點。

　　“國資并購是中國經濟微利時代的最后一道大餐。”北京中關村產權交易中心總裁熊焰在12月28日召開的“中國民企參與國資并購重組論壇”上說。

　　“這對中國的民營企業是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張文魁提醒說，“民營企業通過新建方式進入某些行業仍有諸多障礙，而并購國企可以繞過障礙，實現低成本擴張、迅速進入某些行業。”張的談話背景是，在25年的發展之后，已經有眾多民間財團具備參與大型國企重組的實力。

　　但外資依然擁有比民資更便利的條件，一些地方政府出于政績或免責的考慮，更喜歡外資而不是與民資收購者談合作。全球并購研究中心秘書長王巍說，國家在政策、行業準入等方面對本土民營企業的限制，致使“有退有進”的國資改革很大程度上演變成了“國退洋進”。

　　但張文魁認為在地方中小企業的并購中，民資比外資更有優勢，“并購國企需要恩威并濟，很多中國特色的事情是外資搞不定的，我在地方上調研看到的就是這樣”。

　　跨國投資銀行摩根士丹利亞太部的并購總管馬宏濤說，外資肯定不會錯過中國的國資并購大餐，“對世界許多地方從事企業并購業務的銀行家來說，過去兩年是一段艱難的歲月。但亞洲是低迷的全球并購市場中的一個亮點；而對亞洲而言，最有吸引力的市場在中國”。

　　國資委副主任黃淑和說，他在工作中的體會是，外資無論在資金、技術、體制以及對政府政策的把握上都超過民資，“畢竟我國民營經濟只發展了10到20年，在與外資競爭時差距很大。”但黃也表示，在具體的收購案例中，收購方由市場決定，國資委對外資、民資一視同仁。

　　雖然國資委并不在意誰是最終的買家，但更大的阻力來自國企經營者。因為涉及到企業控制權的重新分配，優秀企業的領導人往往拒絕兼并。據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近期對3192位企業經營者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有60.2%國有企業經營者明確表示不打算出售企業。